4月25日,马斯克以每股54.20美元、总价440亿美元的价格,令推特宣布接受其私有化收购,成为2022年内迄今全球规模第二大收购案。
在等待股东和监管机构批准的一个月中,特斯拉股价暴跌了30%,推特股价也始终低于马斯克的报价。
说明人们对这起收购仍心存不理解之处。
事实上,这一收购的总看点,一是经济,二是政治。
当经济上看不透时,添加政治视角,当作政治经济事件理解,可能就看清楚了。
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此举,历史含义在于:马斯克们(一个类似历史上“第三等级”的新兴力量),正在发生化蛹成蝶般的蜕变,开始从“征服”,走向“控制”——在用科技征服世界之后,要用权力来控制世界。
当前,马斯克们正处在质变的前夕:巨头们第一阶段从事的是科技(代表人对自然的征服),第二阶段开始转向政治(代表人对人的控制)。
新布兰代斯学派的代表人物巴里·林恩在《新垄断资本主义》中对亚马逊的描述,同样适合马斯克们:“亚马逊可能会对自己不喜欢的书不利一一既可能是为了对出版商施压,也可能是出于政治原因一一唤起了对媒体自由的担忧。假如反垄断当局曾经将言论与思想多样性作为分析要素之一,亚马逊的控制程度应该引起警惕。”
对马斯克来说,特斯拉的电动汽车、SpaceX的火箭,代表的是征服;而推特代表的则是控制。
马斯克们从前一种能力中取得豪情万丈的信心,开始向后一种能力平移。
其中逻辑是,我既然能征服自然,也可以控制权力。
人们对此次收购的不理解,集中在单纯商业计算上。
单就商业本身来说,这笔交易风险巨大(虽然也对应高收益),直截了当地说,是不值的。
即现有推特不值这个价钱。
推特的问题从商业看,一句话概括是,巨大的影响力与羸弱的收入不成比例。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金融学教授阿斯沃思·达莫达兰就认为:“毫无疑问,推特承担不起这笔债务。”
推特过于依靠广告(收入中85%来自于广告),这意味着把技术上分布式的模式操作成了经济上集中性的收入,是典型的“技术-经济”不匹配。
商业史将来评价这种“洋务运动”式的模式将轻描淡写一句:不太成熟的过渡模式。
商业分析只注意到马斯克接手后,会将其模式与收入去中心化。但从投资人角度,对推特,包括收入比它好得多的脸书,不满已久(这种大V模式比中国已落后了十年)。
马斯克把社交只理解到媒体层面,或许已落后于投资人的期待了。将来的前沿不是追脸书,而是推特、脸书的下一代(其特征必须是具有商务社交功能)如何尽早冒出来的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马斯克用五倍于贷款价值的特斯拉股票来交换推特,是具有相当风险的。可以说将费力不讨好(当然为马斯克增加社会影响除外),因为从基本面上说, 社交模式的根本飞跃,不在马斯克认为的算法、硬件、系统等技术方面,而是在经济本体上,如何让一个公共关系(生人关系)为主的社会,接受社交关系(熟人关系)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与中国不同,美国的商务社交时代还要来得晚一些。要想解决价值1万亿美元以上的这样的问题,这次收购是过早了。
但如果不是从商业角度看问题,则又另当别论。
有评论对马斯克收购推特认为:“各方关注的不是一桩商业收购案,而是一场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事件;对立各方争夺的也不是一家公司,而是对公共舆论场的控制权”。
这是所有评论中最一语中的的。
在数字时代,最主要的权力变成了“认同的力量”(考斯特三部曲首先提出)。控制的对象从工业时代“什么有价值,什么没有价值”,变成数字时代的“什么有意义,什么没有意义”。从控制交通,变成控制交通棒。
马斯克自己在解释这项收购时,说他相信推特有潜力成为全球言论自由的平台,还在一条推文中表达了个人化的理解:“我希望对我最凶狠的评论声音都能够保留在推特上,因为这才是言论自由的真谛。”
西方人都在说言论自由,但传统势力与新兴势力的含义各有不同,马斯克说的“言论自由”显然是有矛头所指的。
推特曾以各种借口封杀部分用户,背后受到了某种马斯克们不认同的控制。
在马斯克代表新兴力量夺回控制权的另一头,反对者是哪些人?
看一看《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对这一收购的连篇累牍的“文革”式大批判文章就知道,反对者都是现有言论控制权的在位者。
例如,《华盛顿邮报》刊文,呼吁政府监管推特收购,防止富人控制交流渠道。
这意味着,在位者认为,出现了与“政府”不一致的“富人”。针对这种新“富人”对认同中心的控制,美国国土安全部(DHS)干脆在推特被收购后马上宣布成立“虚假信息治理委员会”(Disinformation Governance Board),重点打击所谓“错误和虚假信息”。
不能按字面来理解“错误和虚假信息”,它的意思实际是,举例来说,如果有人在当时就说美国发动战争的“证据”是洗衣粉,将是“错误和虚假信息”。
如今,媒体平台已经成为争夺认同控制的关键设施。
有美国评论把对这种控制权的争夺比作“类似于曾经的英国对北美大陆殖民地领主的反应,前者要求后者注意自己的地位和说话方式”。
如果是法国人,相当于提醒第三等级要对贵族表现足够的敬意,否则就准备敲打他们。
与历史上的第三等级有所区别。工业革命中富人崛起,是有明显的自我意识的,可以凭这种自我意识将自己区别于地主阶级。
当代人的自我意识感略显退步,既没有卢梭,也没有伏尔泰,回答得清楚新兴力量“我是谁”(代表谁的利益)这一问题。
因此,在政治上,一旦越界,就变成了“富人”的随意表演。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水平,做《社会契约论》这种文章。
无论谷歌与当地法律冲突的“不做恶”、小扎在国会为Libra的辩护,还是马斯克用星链去干涉俄乌战争,似乎都显得很随意和业余,很没“理论含量”,好比下棋有冠军棋谱却写不出冠军棋理。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恐怕自己都说不清楚的,他们只是模模糊糊凭直觉向前走。
很难说,马斯克们就能真正代表新兴力量,他们与民粹主义还很难区分。
控制权力本身,看起来非常像是对工业模式的模仿。并不是真正生态的活法。未来是不是真是这个模式发展,还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