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强化反垄断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重要任务。二选一是首当其冲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处理二选一问题，既达到工作要求，又经得起历史检验，在此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当前处理二选一问题，有三种模式可供选择，一是“行为对行为”模式，二是“规则对行为”模式，三是“法律对行为”模式，实现起来，有不同的条件要求。个人认为，当前的条件，更适合行为对行为模式，即以行政处罚这种行政行为，处理企业市场失序行为。要达到第二种模式处理水平，需要平衡市场监管与产权保护两种规则的关系，政策性较强，在时间紧迫情况下，需要部门高水平协同才能完成。一定实施，应控制范围，避免顾此失彼。要达到第三种模式的处理水平，即类似通过处理具体案例树立甚至改变权威的法律标准，目前条件不完全成熟，一定实施，要注意避免后遗症。
一、现阶段判断二选一是非的难点在哪里：“市场-企业”交易二重性
现阶段判断二选一是非的难点，在于认定交易性质。即判断二选一属于市场交易，还是产权交易（企业交易）。或者说，问题应归类在市场这个层面，还是资本这个层面加以认识。造成困难的原因在于，平台既具有市场特征，也具有企业特征。其交易具有“市场-企业”交易二重性。是带来认识不一致的根源。
平台企业与应用企业各执一辞。应用企业认为不应二选一，背后逻辑是认为双方关系是市场交易关系，二选一是在排除竞争，市场规则应对竞争者一视同仁；潜台词中含有否认双方之间存在企业交易（产权合约交易）之意，即，应用企业不承认平台企业对自己有资产性质投入（包括关系链、流量、品牌、管理等）及相应约束。不承认平台与应用企业之间一对一的产权合约，应用企业不需要遵守对平台“从一而终”的契约。而平台企业认为二选一是正常行为，背后逻辑是认为双方关系不是市场交易关系，还包含产权合约交易。产权合约含有资产利用上的排他性约定，对此产权主体与非产权主体不可能一视同仁。产权规则与市场规则不同在于一视同仁的尺度应是资本（有投入则有约束，无投入则无约束）。
作为中立于平台企业与应用企业的监管方，需要判断的，则是二选一主要适用市场监管，还是产权保护，或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规制。
在来不及“让子弹飞一会儿”的条件下，一眼看上去，二选一是一个典型的市场交易行为。但从前沿观点看，会发现出现了新情况。市场交易是等价交换，而二选一中却出现了企业交易（合约交易）特有的资本产权保护问题。平台企业之所以喊冤，无非是认为自己对应用企业有所投入，而且是资产性质的投入，如果不进行二选一，建立资产的排他性，则资本投入难得回报，会存在经典的搭便车问题。对平台企业的这种认识，要给予正面回应，不能无视。
二、规则冲突：市场与产权“二选一”
采用“规则对行为”治理模式，要求市场规则与产权规则同样成熟，而目前的问题是市场监管规则相对成熟，而产权规则完全跟不上实践发展，还在建立之中。
如果规则明确，产权清晰，可以援引两个产权规则，辅助市场规则判定二选一为不正当竞争行为，或限制竞争行为。
第一个规则，是内部财产（私人资本）的外部性判定规则。所涉及的可能产生外部性的生产要素，在本案中包括资本与管理。如果平台企业在这两个方面对应用企业有所投入，规则可以避免外部性。以苹果商店的规则为例。苹果商店的规则就属于二选一型的，生产资料（平台与开发工具）的使用者（APPs）只能在苹果指定渠道经营，如果另有其它平台或渠道支付（如打赏），可随时下架。其制度经济含义是，通过建立控制渠道和支付，明晰产权。这就属于正常商业模式，而非不正当竞争。
第二个规则，是关系资产（社会资本）的外部性规则，所涉及的要素，包括社会资本，生态品牌、关系链、流量等。这些都需要建立数据生产要素交易规则来明确其产权地位。以生态品牌为例，它是平台企业与应用企业共同创造的财产。以实体类比，二选一问题相当于，万达广场与新进驻品牌商同为一个生态，后者借平台提供的流量与先进驻品牌（通常是国际一线名牌），增进了自有品牌价值。一旦这个品牌到其它卖场经营时，其品牌收入，是否与万达广场有关。建立关系资产外部性处理规则，可以保护品牌的利益相关方的产权不受外部性损失。为此，可以要求品牌商在跨平台经营时保持品牌的定位区隔。一般渠道处理网上网下商品窜货，经常采用这类办法，例如要求窜货商品改个名子，或添加区别属性。这是把渠道当作资产，进行产权保护的例子。
如果这两条规则已经建立并可以发挥判定作用，平台再实行二选一，则可以径直归入不正常竞争行为，或限制竞争行为。因为二选一唯一可能合理的原因，就在于产权保护，如果经产权规则判定，不存在资产被搭便车问题（包括私人资本与社会资本两方面的外部性损失），就可以归入市场交易规则适用范围。平台企业不能再借口说，我投入了，难以收回，或难以分清，因而要求允许二选一。但如果这两条规则没有建立起来，可归于数据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善，平台企业有权把二选一作为一种救济措施，用于预防性的产权保护。应用企业出于搭便车的意图而反对二选一，反而应认定无效。
这两方面规则，当前都没有建立起来，更不要提完善。它们属于下一步“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的任务。在规则条件不完善时，处理二选一，可以采用“行为对行为”模式处理，由市场监管部门进行行政处罚，一是判定出现市场失灵（例如出现资本无序扩张），因此有必要进行行政干预；二是对现有行为做出两个事实证定，一方面平台私人资本与社会资本均没有被搭便车，二是应用企业没有搭便车的故意。好处是保持一种灵活性，以后未必援引此判例，因为事实认定难以完全相同。
在时间充裕情况下，市场监管部门按理应与企业（产业）主管部门在一点上进行协调。这一点就是，依产权保护规则，当把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并依数据性质确定产权性质，是否需要，以及如何保护平台企业数据产权。现在国家的政策是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其中包括相关确权与规则。在市场培育阶段，与数据资产对应的产权规则还没来得及完善，这时谈市场规则与产权规则的协调，就会存在时代局限性。
这不是没有针对性的。从政策走向看，未来产权规则很可能是推进所有权与使用权两权分离，按市场化原则、商业化方式有偿共享数据资产。落到二选一，就会变成：认同平台企业对应用企业进行的投入（如流量、关键链共享、品牌共建、管理提升）是固定资产投资意义上的生产资料分享，可以按生产资料的使用效果（即赢了或亏了）收费。反过来看，如果市场规则与之不协调，鼓励应用企业在分享了平台资产使用权后，不按使用效果交费，或令使用效果不再具有规则保护的财务可监控性（例如，应用企业说，我的实际生意，说不清是哪个平台企业打的广告起了作用，或与平台提供的其他基础服务无关）。从平台企业方面来讲，关系数据资源（流量）是不是我的资产，给你用是不是要分清使用边界，等等一系列产权保护就会随之出现。
希望在近于“严打”的背景下处理二选一问题能够经受住历史考验，既解决好市场一时失序的问题，又不致于动摇和伤害平台与生态发展的产权根基，保持住中国互联网平台取得的难得且来之不易的国际竞争力。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机遇在于，处理得好，会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路。同时为解决同类问题（如软件园、孵化器普遍被搭便车）提供思路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