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化，互联网的经济问题，越来越从经济学问题，转为政治经济学问题。无论是华为的问题，还是阿里巴巴的问题，只考虑经济，不考虑前面那个“政治”，越来越行不通。今天，我不谈具体事情，只谈具体事情背后绕不开的思考框架。架子搭歪了，想问题自然想不正；反之，架子搭得正，才能“思无邪”。
数字经济的基本问题可以分为利益分配与资源配置两个方面。利益分配是指分蛋糕，资源配置是指做蛋糕。前者涉及的主要是社会关系，要分清敌我友；后者主要涉及的是技术关系，要分清大小轻重。中国互联网发展到现在，做大蛋糕比较有心得，但出问题，往往是在分蛋糕方面。分蛋糕，也就是政治经济学中那个“政治”的含义。本文只探索思考这类问题，如何从业余拍脑门变得深入、专业。
一、政治经济学中“政治”议题设置的出发点
设置制度经济的议题，与如何看待利益的性质有关。认为利益是物，方法就会倾向于经济“物理”学（接近自然科学的科学主义方法），把利益视为单纯的资源配置问题；如果认为利益是社会关系，方法就会倾向于经济“分配”学（接近社会科学中的以人为本方法）。后者倾向于把利益理解为人与人之间权利互动的结果，把经济理解为争夺利益份额的斗争。心物一元的观点进而认为，人与人的社会互动（分配蛋糕）与资源配置（做大蛋糕），二者将在相互转化中统一于广义均衡（内生利益相互作用的均衡）。
在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中（包括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旧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甚至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无论左右，在这一点上都相对一致。例如，科斯的新制度经济学，从根上否定效用函数这一概念。理由与传统政治经济学一样，都在诟病效用函数表现不出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往轻里说叫利益博弈，往重里说叫阶级斗争）。因为效用最大化，没指明生产方中哪个要素主体获得利益多，哪个获得利益少。新古典理论预设其中没有利益矛盾（即零摩擦条件下不合“理”的利益相互抵消，因此不发生我们有所特指的“相互作用”），其实矛盾是有的，经济中的刚性客观存在，很大部分就来源于此。分享，表面上是资源分配，背后却是利益分配。
从利益关系角度认识制度经济，首先应回到这个问题的理论出发点，即李嘉图问题。李嘉图认为，利益分配是政治经济学（有别于斯密）的核心问题。李嘉图说：“确定支配这种分配的法则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问题”。工业化时代，利益相互作用表现为利益在土地所有者、资本拥有者和劳动者“这三个社会阶级之间”的分配。
李嘉图的剩余概念，不仅是产出减去成本这样简单。一方面，它与熊彼特对剩余的解释一样，含有“创造新价值”之意。是相对于“谁创造了新价值，是自然，还是人”而提出问题的。另一方面，李嘉图的剩余概念，是在回答“谁创造了新价值”而提出问题的。针对的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例如，是资本还是劳动，是活劳动还是死劳动，是固定资本还是可变资本在创造剩余。
我们这样提出问题，有着现实依据。对利益的改变，如果没有一个基础理论上的说法，遇到实际问题，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甚至上层建筑，都会出现自相矛盾的不适应现象。
当前，我们思考这类问题不到位，是全方位的。表现在中美利益博弈中，是看不出从自由贸易向公平贸易转向中，“公平”的含义与基准，而陷入片面性。例如，有的国家以美国优先为公平的标准，就是单边主义的，甚至可能发展为经济恐怖主义。对互联网发展来说，我们难以回答“信息生产力到底代表什么人的利益”这样的问题，因此无法回答“富可敌国的平台，到底是敌，是我，是友”。很多现实中的乱象，是从脑子不清楚开始的。
二、习惯从权利的角度思考利益问题
利益分配问题在展开研究之前，首先需要对元问题进行如下设问：利益问题应该如何提出，或者说制度经济理论的利益论的议题应如何设置，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成问题的问题。
如果不提出这样的问题，人们本能的反应很可能是提出如下见解，比如，通过分享，人们会得到出行方便、消费便利、物尽其能等等好处。深入一点想，也无非想到，分享使生产要素更为有效配置，有利于创造新的就业等等。
实际上，解析利益问题在理论经济学的根部，有两个重大的分岔，在制度经济研究上都会表现出来，一是从新古典主义的边际生产要素分配论角度，一是从古典经济学包括政治经济学的利益相互作用（社会关系）的角度。
标准经济学假定人的利益是围绕最大化（实质是两权一体化下以支配权为中心）而达成一致的，而政治经济学（包括制度经济学）认为这种最大化中存在利益冲突，这种冲突导致最大化需要付出额外的成本（社会关系冲突导致摩擦），需要用适当的制度设计，在付出一定交易费用后平衡这种矛盾。
制度经济特殊在拥有与使用两权分离，“使用而非拥有”。需要通过支配权的利益与使用权的利益相互作用达成合约解决矛盾。此前，在工业化中，两权冲突不明显，经理人与工人享有的都不是充分的使用权（只是受雇者；受雇者不具有与独立使用权对应的分成收益权），而未来的制度经济的利益关系更像历史上地主与佃农的关系（各自拥有部分生产资料，双方分成），当一线劳动者的“资本”（知本）比重超过拥有者时（例如C2B），危机发生。平台“垄断”租金（假设不仅是闲置而是无限可复用）与双创的分成比例应如何确定，成为制度经济亟待研究的问题。
当前，我们对这类问题的认识，不缺乏观点，而缺乏基础理论支持。例如，发展数字经济是会加剧两极分化，还是优化利益分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依据的往往是眼前局部的经验，而缺乏多样性红利这样的深度思考，政策也容易出现把自动化当作当然选项、无视活劳动通过创新分享剩余的偏颇。
这样的问题，超出了原有的理论的最大边界，无论是古典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对制度经济的解释力都会骤然下降。为了在制度经济问题上提高经济学的解释力，这才提出经济学大思路调整的问题。
这一大思路的出发点是，由于当前的制度经济对理论经济学的突破，主要是突破了隐含的生产力假定（原有理论未明言地预设了工业化技术与工业化生产力），为了更替生产力上的前提假设条件，因此有必要注入技术经济学分析的新鲜血液；同时，由于制度经济涉及的利益问题，集中暴露出以往利益相互作用理论解释框架不统一，为了对于利益分配给出“统一场”式的解释，在新的综合中，利益、分配、交易费用、制度、创新、垄断……等诸多分散概念，统统被统一在代表复杂性的异质性这一概念中，用租值计量，简化博弈论为双层规划数学方法，对利益相互作用理论进行数学化处理。
在现实中，“科技向善”的提出，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技术出身的人，不要动不动就认为技术就是好的。有了这种单纯技术观点，就会在政策上表现出幼稚的一面，觉得我姓“创新”我怕谁，打击我就是打击创新，从而把自己与政策、法律乃至公共利益对立起来。要学会社会关系分析，把中性（不分敌我好坏）的技术关系，与非中性（分敌我好坏）的社会关系结合起来，得出科技要用来做好事的认识。当然还要分清这个好事，相对于谁（美国还是中国、强势群体还是弱势群体）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