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最近关于促进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支撑扩大就业方面，将提出“创造生产要素供给新方式”，虽然是针对现实工作的，但其意义远远不局限于当前，而具有深刻理论意义，可以说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一个重大完善与发展。它预示着中国经济政策与中国经济学，正引领中国经济，渐渐脱离凯恩斯以来的西方“老师”，开始没有老师阶段的独立探索与创新，同时具有中国新意与时代新意。
2008年后，与经济危机相伴随的，是美国经济学的危机。作为一直引领经济政策的理论，美国经济学渐渐失去了航向。当前特朗普实行的，是自由放任的里根供应理论与政府干预到具体企业的重商主义的奇怪混合，已被操弄得沦为党派政治工具。而代表整体方向的经济学，则像失去了舵的小船，漂移不定。与此同时，同中国经济高速成长伴随的，是中国经济学独立思考的暗中生长。如果说，中国的结构经济学是西方以外独立思考的产物，供给侧结构改革理论本身，已经在政策主流化水平，开始脱离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凯恩斯经济学的惯性轨道，开启了前方没有引领者的独立探索。
创新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创造生产要素供给新方式”这个重大命题的提出，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都同属供给侧理论这个大的方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对西方理论的突破是根本性的。核心问题源于凯恩斯。凯恩斯经济学的精髓在于，认为市场供求不能带来充分就业。供给侧的各派理论都是为了解决这个悖论性问题而产生的，但从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难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从西方既定轨道“脱轨”，不再认为总需求问题是个简单的投资需求问题（因此既不能用凯恩斯的办法，也不能用里根的办法解决），而是结构问题，是需求有效性（以及由它决定的供给有效性）问题。而解决这种结构问题，与解决民生、就业乃至内需问题，具有一脉相承的逻辑联系。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先富与共富的矛盾，将二者统一在一起。
这种既不同于凯恩斯主义又不同于供应学派的新思路，号到了中国经济的主脉上，无疑是正确的、且立意高远。但问题是怎么落到实处，落不好的话，两头不讨好。现在有的人怀念凯恩斯主义，希望向新基建中塞铁公基，另一些人比供应学派还激进，干脆让城管去完成地摊经济指标，但长远怎么办，还是缺少办法。“培育发展共享经济新业态，创造生产要素供给新方式”这一新思路的提出，给出了兼顾眼前与长远的不同答案，而且在治标与治本结合上，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1、“创造生产要素供给新方式”的内需导向特征
首先看“创造生产要素供给新方式”的供给侧结构改革特征。这种政策上来就摆明，要“拓展共享生活新空间，推动形成高质量的生活服务要素供给新体系”，后手是降低双创门槛。这就是为什么要在“创造生产要素供给新方式”之前，加上“培育发展共享经济新业态”这个帽子的原因。这一算路，要求以下几层道理必须同时自恰，讲通。一是扣住现有收入条件下的内需带动（人均1万美元，否则需求谈不上“新空间”、“高质量”）；二是有效需求，这要通过“开辟消费与就业新空间”实现；三是一次分配公平，与减税不同，强调的是提高劳动收入（否则又跟需求脱钩了）；四是解决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共享经济新业态在其中起的作用是避开北美、北欧两条路，用公平来实现效率（此处省略40万字，见拙著《分享经济——垄断竞争政治经济学》）。这里可以看出与凯恩斯主义思路（外生需求）与供应学派思路（没头苍蝇式地扩产能）的鲜明区别在于，它将民生、就业嵌入到骨子里考虑问题，而不是从外边贴上去。内需导向，也间接适应了中美经济关系将来可能的变化。
2、“创造生产要素供给新方式”的供给动力学特征
“创造生产要素供给新方式”是以数据生产力为动力的，它只能在数字经济的条件下实现。供应学派与重商主义，都缺乏时间方向感，原因是其算路中，没有生产力这一条。因此实行起来，到底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还是落后生产力，完全是随机的。但供给侧结构改革理论不同，它兼顾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当市场没有时间方向时，政府可能加以必要引导。
发改委在这方面的引导思路是：打造共享生产新动力。推动形成高质量的生产服务要素供给新体系。一是鼓励企业开放平台资源，具体包括：共享实验验证环境、仿真模拟等技术平台，充分挖掘闲置存量资源的应用潜力。二是鼓励公有云资源共享，明确提出：引导企业将生产流程等向云上迁移，提高云资源利用率。鼓励制造业企业探索共享制造的商业模式和适用场景，促进生产设备、农用机械、建筑施工机械等生产工具共享。
这里的要点在于，第一，不是把云当作技术，而是完全当资本模式。第二，不是把公平与效率当相反模式，而是反向嫁接。这种思路，反映了中国人特有的精明。美国人拆解不出其中路数，一不注意就会吃亏。美国经济学在这里完全缺位了，因为不像中国有一套明确的思路，按战略来理顺技术与经济之间的互动逻辑。美国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水平也就是罗默的水平，至今还卡在“索洛悖论”里出不来（索洛本人已认错，但说不出自己错在什么地方）。没有理论指导，政策就会放鸭子。典型表现在，美国资本家对高科技的本能反应（自动化），令美国两党完全束手无策（他们本来想促进就业）。美国想反对中国智能制造，但找不到抓手，因此只能在技术上胡抡。说到底，可能是美国人在工业资本主义成功之后，光想着姓社姓资问题，制度想象力退化了。
3、“创造生产要素供给新方式”的模式突破
发改委这次提出“探索生产资料共享新模式”。并明确指出，推动建立“所有权归国有、使用权开放”的生产资料管理新制度。这是自列宁以来，对国有制的最大一次认识突破，它突破了在国资委水平认识公有制所特有的“普遍服务-商业服务”二元论的局限。
其中原理限于篇幅不展开谈，它要做的具体的事情是：推进各类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等法人主体持有的生产资料共享。取消各种不合理的限制，畅通共享经济合作机制。推动国有生产资料数字化和生产资料使用权共享，国有企业依托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盘活空余云平台、开发工具、车间厂房等闲置资源，探索有偿开放给民营企业、个人使用新模式，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创新共享经济合作机制，发挥国有资源丰富与市场效率高的双重优势，提高国有资产利用率，发挥国有资产效益。
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这是一件什么事情。自从孙中山提出“天下为公”后，实际上，国有资产“为天下所有”，与“为天下所用”，始终没有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中间始终隔着一层，而且矛盾渐生。“创造生产要素供给新方式”，将为解决这个矛盾提供重要思路。这真是大手笔的创新。
4、“创造生产要素供给新方式”的数据基础
发改委在这方面提出，激发数据共享开放新活力，推动构建数据要素有序流通、高效利用的新机制。这方面要做的文章还有许多，现在只是破题。要进一步做深这篇文章，关键是要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契合起来。因为这里数据不光是资源，而且是要素，要素的文章与资源的文章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