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中央网信办大力推进“上云用数赋智”服务，以数字化转型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当前形势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创新性举措。透过一些具体操作措施，可以隐约看到其中包含理念的升华。我将“上云用数赋智”分解为“用数”“上云”，分别从新古典理论的资源配置（技术关系）与制度理论的利益分配（社会关系）两个角度，解析其中可能具有的“赋智”深意。

以往的数字化转型，没有突破“洋务运动”的思路，表现在所谈往往只是技术转型，只涉及船坚炮利的层面。真正的转型，不是数字经济这四个字中“数字”（技术）的转型，而是“经济”本身的转型。而经济本身转型，以往之所以总给人敲边鼓的感觉，是因为没有涉及资本这个核心，因此一直游离于国民经济主战场的边缘。“上云用数赋智”行动的思路有重大突破，表现在对数字化转型的理解，开始从技术深化到资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为这种资本深化提供了政策依据。 

一、以数据作为新要素，实现新动能在资源配置上的体系化。

“上云用数赋智”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中出现了“通用性资产”这一新概念。这一概念最初出现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奥利弗.E.威廉姆森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通用性资产”（general purpose assets）是指与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GPT）对应的资产。

国内信息产业界一般把GPT译为“通用目的技术”，以为是纯技术概念，很少把它用资产这种要素联系起来。数据是最典型的通用技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数字一旦变为要素，就会转化为“通用性资产”。“意见”提出的新型生产要素，实际就是一种通用性资产。这个文件将来可能凭此载入经济思想史，因为它是这一概念第一次以文件形式，成为大国级别的共识。“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威廉姆森虽然获得了诺贝尔奖，但也还没让美国做到这一点。

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就是威廉姆森所说的专用资产。而与专用资产相反的通用资产，正构成未来数字经济的资源配置基础。新动能，主要就是由数据这种通用技术基础上的通用资产构成。“行动”中出现的多个新概念，例如“中台”“通用软件”“数字孪生的解决方案”“数字化生产资料”，都是通用资产的具体存在形式。

通用资产与专用资产的最大区别，在于“行动”中提及的“多次复用”，如“通过平台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中小企业多次复用”。由于旧动能不能“多次复用”，而新动能可以“多次复用”，这就形成了资本的两种不同资源配置体系。不可“多次复用”的体系，相当于孙悟空单打独斗；可以“多次复用”的体系，相当于孙悟空吹汗毛，吹出无数孙悟空的分身，可以替代量化宽松，极大解决资产充裕性问题。例如，阿里“平台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将流通业的生产资料（店铺和柜台）虚拟化、挛生化为具有同样功能的数据分身（虚拟店铺和柜台），分发给1500万中小企业“多次复用”，等于少印了110万亿人民币的M2。

美联储代表傻资本体系（一自我复制就会通胀的专用资产体系），构成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主义”的基础。而数字经济是（不会因自我复制而通胀）智能资本体系。它会造成马克思所说“物质极大丰富”这一高于工业社会的特有经济条件（不是指产能过剩，而是指资本充裕性，通过虚拟生产资料“多次复用”实现）。

从这个角度看，“上云用数赋智”提出了人类自上世纪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又称欧洲复兴计划）之后最大胆的一项资本重建想法，不用央行量化宽松发行M2，购置不可“多次复用”的固定资产，而用创建一次，可“多次复用”的“数字化生产资料”，对中国经济进行大规模重建。当前，中国货币政策失灵，量化宽松总是落入房地产空转，而“通用性资产”此策一出，不仅可以实现纾困，而且可以实现转型。一旦在经济中全面实现，极而言之，可能助成逆全球化而美元走弱，同时助成一个低国债资本充裕国的出现。

二、以共享为新机制，为释放新动能提供系统化的机制保障。

“上云用数赋智”设想中，在机制设计方面，有一条隐含的主线，体现在“上云”的“云”中，实际是共享模式。云模式与共享模式，都是指新业态中基础业务免费，而增值服务收费这样一种模式（又称“以租代买”）。例如“行动”中提出“推动云服务基础上的轻重资产分离合作”，意思就是云上的重资产（数字化生产资料）由平台“免费”提供，而轻资产运作（因而节省了固定资产投入）的中小企业以服务年费等形式的租金补偿平台投入。

从制度理论的社会关系（利益分配）角度看，“行动”的一个突出亮点是共享这一机制设计。

“行动”提及“大力发展共享经济”“支持企业通过开放分享资源”“数字化生产资料共享”，“支持行业龙头企业、互联网企业建立共享平台”等等。这里的“共享”不是指提供公共品，而是特指云服务。二者同是共享使用，但区别在于，公共品的回报是税，主体是政府；而云服务的回报是费（如产品免费，而服务收费），主体是平台。

“行动”设计的机制是政府-平台-中小企业联动机制，其中政府与平台的关系是“政府补平台，平台做服务”。而平台的收费机制，明确支持的是“平台免费提供基础业务服务，从增值服务中按使用效果适当收取租金以补偿基础业务投入”。这是一种准公共品机制，或“公共产品-私人产品”混合机制。前一半“免费提供基础业务服务”与公共品相同，但“收取租金以补偿基础业务投入”是私人产品机制（为的是解决搭便车问题）。而奥妙全在于“按使用效果适当收取”，它既非公共品（公共品不收费），亦非私人产品（私人物品收租金无论效果如何——具体指中小企业赚不赚钱——都要收取）。因此这里以租代买的租，是一种特殊租金，是介于公共品与私人物品之间的创新机制（最初在苹果商城中实行）。意思是，只有租数字化生产资料（如开发工具）的效果好（赚钱）才收租金（等同于提供私人物品）；效果不好（不赚钱）就真的免费了（等同于提供公共品）。

这种机制的利益分配取向，从“多样性红利”这个特有概念（由美国佩奇院士提出）可以鲜明地看出，是要优化分配效应，而非两极分化；但同时，又不是福利国家取向，区别在于主张的是“一次分配公平”（提高创新分成比例，而不是转移支付）。其中机理与资源配置设计形成绝配：弱化占有（不问姓公姓私），强化使用（只按使用效用收租），由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公益服务（以租代买）提供可以“多次复用”的虚拟生产资料，必然降低劳动者进入门槛，从而激发创新，获取高分成的剩余，进而刺激内需，从凯恩斯主义相反的政策方向，激活内需，优化供给侧结构，提高经济质量。

“赋智”是上云+用数要达到的效果，高质量发展必须靠赋智来实现。这是一条新路，实效如何，何时走通，要看实践。一定会比旧的方法好，但也不以成败论英雄。最重要的，是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新主张。这方面过去是比较缺的。它打开了人们的思路，令人看到通过创新让高质量发展落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