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智慧化破解工业化癌症——疫情背后的长期治理能力挑战

2020-06-08 10:06:16 eNet&Ciweek/姜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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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类进入21世纪后遇到的一系列怪事——9.11事件、“阿拉伯之春”、国际金融危机、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贸易战与全球化危机,直到新近的...

将人类进入21世纪后遇到的一系列怪事——9.11事件、“阿拉伯之春”、国际金融危机、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贸易战与全球化危机,直到新近的新冠肺炎一一联在一起,会惊奇地发现,这是同一出戏在变幻不同面目反复上演。共性表现在,异常性所攻击的旧世界的部位相同,受攻的都是 “工业病”相同的病灶;迎接异常性挑战的新世界机遇,也都来自同一个方向,都需要用智慧化来灵活化解。历史在无意识地拖着人们在往这样的治理现代化方向走:以智慧化,作为工业病的统一解药。

上述黑天鹅事件,表面上千差万别,但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属于理性本身的悖论性事件。因此可以基本诊断为,它们是理性的系统性危机,或者说,是现代性(工业化)本身的危机。理性是工业化的核心原则,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是照耀人类的明灯。但在临近工业化生命周期末尾时,忽然出现了灯下黑。

工业化的精髓(或者说启蒙理性的精髓),在于以普遍(“不变”)治理特殊(“万变”),只要抓住特殊背后的普遍规律或普适原则,就可以用不变,应对万变。启蒙运动将这种理性树立为最高原则,指导了人类数百年的现代化运动。但理性过头,物极必反,会出现现代性(工业化)向后现代性(信息化)的转变。在哲学中,以形而上的绝对理性(黑格尔),与当下此在的存在(海德格尔)之间的冲突为先声,经过近百年蕴育,终以文明冲突的方式在外部世界显性化。在上述事件中,受冲击的,都是现代性理性,或现代性理性的代理。冲击者,都来自信息革命中尚未被揭示机理的一种新理性。我们不妨一一检验。

第一类是理性本身的危机。911事件可以理解为西方理性“普世”原则与伊斯兰中特定的本地认同冲突的结果。欧盟也是共同利益和普遍原则的宏大叙事,因不合英国当下与此在的具体诉求而在难民潮中被解构。第二类是理性代理人危机。国际金融危机表现出华尔街代理人名义冠冕堂皇,实则掠夺民众;而全球化从形而上原则看,普遍且合理,但代理人假理性之名谋集团私利,引发与草根(民粹)之间的冲突;特朗普上台反映的是传统代理人竞选承诺不能切合草根(如蓝领)具体诉求,引发民众推出政治素人以求变。第三类是理性的对冲因素(后现代性因素)兴起所引发的危机。对冲理性的,不是非理性,而是反代理机制背后的亲民理念。其效果是与理性“疏远”相反的“亲”。代表性的现象是阿拉伯之春中谣言的作用,新冠肺炎中病毒的作用和特朗普草根化治理中社交的作用。它们都必须借助亲自接触(accese)这种反代理机制来运行。

我在《网络经济——内生结构的复杂性经济学分析》一书中,曾以图论的邻接矩阵为工具说明,谣言、病毒和社交这三类现象的数学结构是完全一样的,它们的共同点就是“亲”(必须亲自接触,在数学中称为“邻接”,在技术中称为“最短路径优先”)。它们不是三件事,而是同一件事,是代理的相反机制。将“亲”翻译成古代汉语,就是儒家经典《大学》中所提纲领——“亲民”。老百姓俗称“鱼水一家亲”,它与理性特有的异化、疏离效果正相反对。以此为理解诸乱象的线索,就忽然出现了一个统一解:凡是有违“鱼水一家亲”的,均呈“逆之则亡”之势;凡是顺应“鱼水一家亲”的,则呈“顺之则倡”之势。

疫情本身并不足虑,需观察的是疫情背后可能隐藏的长期趋势性变化的苗头。其中最大看点,是其中是否包含与当代治理结构相反的结构性变化。

这种变化肯定出现了。工业社会以集中治理结构为主,信息社会可能变成分散治理结构为主。如果说代理结构的治理特征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则“亲民”结构的治理特征是“分散力量办大事”。原来的治理问题,只是在“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类型的体系上,如何让能力变得现代化。然而,以谣言、病毒和社交为代表的分布式、拓扑化的新现象,提出了新的问题,到底现代治理体系是指哪种结构,是集中代理结构,还是分散“亲民”结构?治理现代化,因此有可能从一个任务,变成两个任务,要求既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为人民服务),又能分散力量办大事(为群众服务)。两手都硬起来,才能称得上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现在挑战与应战显然还是不对称的,谣言、病毒已经以“分散力量办大事”的方式,办成了好几件“大事”,但都是祸害群众的大坏事。我们什么时候以及如何用分布式机理与适应网络结构的治理方式,可以办成造福群众的大好事呢?

代理结构与“亲民”结构,从行政学角度看,前者是政治—行政二分结构(最初由威尔逊与古德诺提出),后者是政治—行政融合结构(既可能是前现代人治结构,也可能是后现代个性化服务结构)。政治-行政二分结构,是治理现代化(准确说是治理现代性化)的重要实现路径。当前,中国一方面要完成治理工业化的任务,提高行政的专业化、法治化水平,另一方面也要警惕治理工业病。最典型的治理工业病,就是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其实质是行政背离政治(“初心”),对民众诉求缺乏响应。新冠肺炎暴露出当前治理中的一个结构性错位,即代理结构中的工业病与治理对象的网络化之间的叠加。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最怕的就是遇到谣言、病毒和社交这三样中的一样,会因反应不过来而引发治理危机。这是两种现代化水平之差引发的挑战。当新冠肺炎初袭武汉时,谣言、病毒和社交三者叠加,放大了武汉官场的工业病。其中必然性在于,代理结构一旦患上工业病,必然以行政系统对服务对象反应迟钝来付出代价。应对这类问题,是治理的新挑战。

美国多年来的行政改革,从“重塑政府”到“新公共管理”,也没有很好解决高水平治理现代化问题。政客官僚化反而更突出,总跟民众隔着一层,希拉里竞选失败就是报应。不过有一个新苗头,值得关注。这就是特朗普的社交治理。特朗普这个人表面上看特没谱,但他善用社交,一俊遮百丑也未可知。鉴于谣言、病毒和社交三者的结构一致性,上面推论认为,未来治理结构的萌芽,有可能从这种“亲民”结构中产生。因此,要重视社交治理,这不是小事。特朗普实际在以个人方式僭越体制,推进一种没有明文布告的行政改革,其内容是,以社交这种亲民结构替代两党传统的代理结构,作为治理的新体系选择,希望达到的效果是亲民(解决与民众之间隔与不隔这类问题)。这种社交治理由于是无意识之举,它会带来真正的治理变革,还是沦为民粹主义,或二者兼而有之,还有待继续观察。

与“亲民”结构的“政治—行政”融合效果对应的机理,是智慧化。这不是指智慧办公(令工具变智慧),而是指公共品生产方式(服务方式)转向智慧化(令政务本身变智慧)。智慧化是官僚化的反义词,其行政特征在于对合法性之源可以灵活响应,矫治官僚化之迟钝与形式化之不应(不对实质问题做出响应)。适合以离散方式,调动生态(命运共同体)资源,响应分散的老百姓的公共诉求,或源头离散(如谣言、病毒)的公共危机。智慧化与亲民的匹配,是因为它与官僚化的效能(公共品规模经济)相反,是在以范围经济方式提供公共品,这决定了亲民意味着目标、任务越离散,越多样化,反而效果越显著。正好与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效能曲线的切线斜率正负号相反。所以会成为公共管理的一场革命。

最早发现这一规律的是曾子,他继承孔子关于“君子笃于亲”的治理主张,在《大学》中提出“亲民”这一提高中国治理体系与能力水平的根本纲领。今天,我们要高度重视疫情预示给我们的变革信号,从古代智慧中吸取养料,同时提高工业化与信息化两种体系、两种能力的治理现代化水平,处理好政治—行政二分与融合之间的辩证关系,以智慧化为取向,提高政府在复杂性条件下的服务响应能力,走出一条“因为中国”而“更加世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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