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围绕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建），专家学者纷纷发表不同看法。一些专家认为新基建的投资拉动效应并不如预期明显。然而，传统投资拉动，仍然是旧基建的思路，如果从转型角度看问题，认识也许会更加全面。我个人以为，从供给侧结构改革看，新基建的新，在于转变了以往的投资方式，甚至治理模式，由此带来投资的质变。

旧基建的思路，主要是按照凯恩斯主义的逻辑，以政府公共投入为主的投资需求代替与弥补有效需求不足部分，通过加大基础设施等有形固定资产投入，带动经济增长。在当前经济增长趋缓，尤其是疫情冲击下，这种考虑仍然是要现实地面对的。但中国经济发展不能只考虑眼前，因一时急迫，就把高质量发展这个长远大局扔到一边。用新基建替代旧基建，是一种兼顾眼前与长远的正确选择。现在，一些专家只用眼前救急标准，来衡量一种包含长远考虑的政策选择，出发点是有问题的，认识是片面的。这实际在把新基建，直接当成旧基建，只想走老路，不思进取。他们至少漏算了以下两方面的“新”及背后效益。

第一个新，涉及资源配置的新。传统学者认识不到，固定资产投资上的新动能正在出现。近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大幅下降，这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事实。传统学者沿物质投入驱动旧思路，本能反应是赶紧量化宽松，加大投资拉动。这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要把各种不相干的基建，都往新基建的筐里装，使新基建的概念越来越模糊。然而，他们无法面对货币政策失灵。新动能的解释是，全国已有至少40%的企业（1500万以上企业）不再以固定资产投资方式从事生产，因此仅靠货币政策，有效但也有限。实际情况是，上千万的企业在换动能，在借用（租用）互联网平台企业一次性固定资产投入形成的可反复利用的生产性服务能力，从事轻资产运作。实质这是生产资料的“以租代买”模式。这可以有效解释为什么当前货币政策失灵而中小企业仍然活得下去；这也可以有效解释为什么新动能中加入了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这类依托平台的“基础设施”。动能变了，供给侧的产出也会变化，中国经济结构将转向以有效需求主导而占用实体固定资产较少的生产服务、消费服务，中国经济供给侧从旧向新转变的“魔术”就会不知不觉发生。

第二个新，涉及制度创新的新。传统学者看不清的第二个基本事实是，中国涌现出世界级的平台经济（相当于半个欧洲的体量），其资本构成正出现历史转折性变化，即，从威廉姆斯说的专用资本，变为他说的通用资本（“通用目的技术”资本）。由此引致了制度性变化。专用资本为基础的经济，必问姓社姓资，个人产品、公共产品遵循不同规律（相混会出现“搭便车”）。而通用资本投入，平台上个人产品与公共产品可以相混，不会出现搭便车。因为，在以租代买模式下，通过使用费（具体说是向平台交服务年费）可足额（甚至超额）补偿平台“新基建”固定投入。这不仅使市场机制在基建领域（主要是平台基建领域）有效发挥作用，而且会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礼物，这就是促进一次分配公平。最终通过治本，以有效需求增加，比旧基建更有效率、更公平地真正提速经济。

这就是新基建的“新”这个局之所在。看不清这个局，就只能当新基建的局外人。有鉴于此，建议某些人不要沿旧思路往新基建中夹三注水，在供给侧帮倒忙，而要建设性地建设新基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