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智能经济会不会由于替代现有岗位而带来失业，进而劣化收入分配？这是我们马上要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判断这个问题，需要正确的方法及远见。事实上，智能化如果带来多样性红利，完全可以优化分配效应。这是当代人见识的盲区。

对上述问题简单地回答是或否，在现实中都可以找到正面的事实佐证，或相反事实反驳。比如说，要想说明智能会劣化收入分配（即两极分化，分配极化），可以举美国资本家的例子，由于人工成本高，他们倾向用机器人代替工人，导致蓝领工人失业。资本家收入更多了，工人收入更少了。相反，要想说明智能化会优化收入分配（使劳动者相对分配到更多利益），可以举苹果和谷歌的例子。苹果商店收入分成中，劳方（AAP方）得85%，资方（平台方）得15%，这也是美国当前的实际行情。活劳动获得剩余的比例不减反增。

光看现象，举例子，两边的事实都有，只能证明自己想要的结论，或先入之见。难以判断真相。如果不用例举，而用统计，问题同样存在。例如，在工业革命早期阶段的圈地运动中，统计显示农民确实在下岗，但到了中期阶段，人口统计学会发现，就业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只不过几乎所有农民都“转岗”当工人去了。在智能经济的“圈地运动”时，就早早判断工人失业会大于就业，作为短期判断或局部判断（如国别判断）也许可以成立，也有重大政策意义，但若说这就是长期趋势，或必然如此，则涉及一些根本问题，需要特别严谨地立论。

这里介绍与常见判断可以对冲的另一边的道理，兼听则有利于明断。这就是斯科特·佩奇的多样性红利理论。他在《多样化红利》一书中提出“多样性优于能力”的模型。他的理论中所有“多样性”都可以替换为臭皮匠，“能力”都可替换为诸葛亮。臭皮匠隐喻的是“群体的智慧”（the wisdom of crowds）。群体（crowds，或译大众、群氓、草根）是网民的特征。诸葛亮当然也代表一种智慧，是可以统一到一个结论上，因此不具有结论的多样性的那类智慧。智慧经济的智慧，显然是指分布式、多样性条件下的智慧，是一事一智。智慧经济的典型问题，是那种诸葛亮回答不上来，但臭皮匠（如大数据们）反而能回答上来的问题。如，5米范围内、5分钟内，这个小贩是不是骗子？恐怕最佳答案应来自一个刚上过当的臭皮匠，而不是康德、黑格尔。既然在这类问题上，群体比精英更能解决问题， 那么，一旦多样性成为经济的整体特征，分配就应该向贡献大的群体倾斜。于是就有了苹果和谷歌让群体获得收入85%之举。这不是苹果和谷歌的资本家不喜欢钱，是他们实在无法招架APP这种差异化极大，谁也说不准的事；他们宁愿退后，做不冒风险、保值增值的“食利者”（布哈林语）。可以从中看到一个规律，凡是有准的事，精英会得大头；没准的事，草根会得大头。而智能经济，主要是不确定的、高风险的（因而越来越没准）的经济。

对智能经济是否优化或劣化就业分配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可以改进提出问题的方式。既然优化与劣化两种可能，在逻辑上都讲得通。哪种会变成现实，就变成了条件判断。即在什么条件下，我们选择什么政策，会导致失业增加、收入下降；在什么条件下，我们选择什么政策，会导致就业增加、收入上升。答案很可能是，生产力改变，而生产关系不变时，出现前一种情况；而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而变化，会出现后一种情况。

本文意在提醒大家存在“多样性红利可以优化分配效应”这种可能性。因为不提的话，人们会天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