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样性红利可以优化分配效应

2020-05-09 09:18:31 eNet&Ciweek/姜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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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智能经济会不会由于替代现有岗位而带来失业,进而劣化收入分配?这是我们马上要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判断这个问题,需要正确的方...

人工智能、智能经济会不会由于替代现有岗位而带来失业,进而劣化收入分配?这是我们马上要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判断这个问题,需要正确的方法及远见。事实上,智能化如果带来多样性红利,完全可以优化分配效应。这是当代人见识的盲区。

对上述问题简单地回答是或否,在现实中都可以找到正面的事实佐证,或相反事实反驳。比如说,要想说明智能会劣化收入分配(即两极分化,分配极化),可以举美国资本家的例子,由于人工成本高,他们倾向用机器人代替工人,导致蓝领工人失业。资本家收入更多了,工人收入更少了。相反,要想说明智能化会优化收入分配(使劳动者相对分配到更多利益),可以举苹果和谷歌的例子。苹果商店收入分成中,劳方(AAP方)得85%,资方(平台方)得15%,这也是美国当前的实际行情。活劳动获得剩余的比例不减反增。

光看现象,举例子,两边的事实都有,只能证明自己想要的结论,或先入之见。难以判断真相。如果不用例举,而用统计,问题同样存在。例如,在工业革命早期阶段的圈地运动中,统计显示农民确实在下岗,但到了中期阶段,人口统计学会发现,就业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只不过几乎所有农民都“转岗”当工人去了。在智能经济的“圈地运动”时,就早早判断工人失业会大于就业,作为短期判断或局部判断(如国别判断)也许可以成立,也有重大政策意义,但若说这就是长期趋势,或必然如此,则涉及一些根本问题,需要特别严谨地立论。

这里介绍与常见判断可以对冲的另一边的道理,兼听则有利于明断。这就是斯科特·佩奇的多样性红利理论。他在《多样化红利》一书中提出“多样性优于能力”的模型。他的理论中所有“多样性”都可以替换为臭皮匠,“能力”都可替换为诸葛亮。臭皮匠隐喻的是“群体的智慧”(the wisdom of crowds)。群体(crowds,或译大众、群氓、草根)是网民的特征。诸葛亮当然也代表一种智慧,是可以统一到一个结论上,因此不具有结论的多样性的那类智慧。智慧经济的智慧,显然是指分布式、多样性条件下的智慧,是一事一智。智慧经济的典型问题,是那种诸葛亮回答不上来,但臭皮匠(如大数据们)反而能回答上来的问题。如,5米范围内、5分钟内,这个小贩是不是骗子?恐怕最佳答案应来自一个刚上过当的臭皮匠,而不是康德、黑格尔。既然在这类问题上,群体比精英更能解决问题, 那么,一旦多样性成为经济的整体特征,分配就应该向贡献大的群体倾斜。于是就有了苹果和谷歌让群体获得收入85%之举。这不是苹果和谷歌的资本家不喜欢钱,是他们实在无法招架APP这种差异化极大,谁也说不准的事;他们宁愿退后,做不冒风险、保值增值的“食利者”(布哈林语)。可以从中看到一个规律,凡是有准的事,精英会得大头;没准的事,草根会得大头。而智能经济,主要是不确定的、高风险的(因而越来越没准)的经济。

对智能经济是否优化或劣化就业分配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可以改进提出问题的方式。既然优化与劣化两种可能,在逻辑上都讲得通。哪种会变成现实,就变成了条件判断。即在什么条件下,我们选择什么政策,会导致失业增加、收入下降;在什么条件下,我们选择什么政策,会导致就业增加、收入上升。答案很可能是,生产力改变,而生产关系不变时,出现前一种情况;而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而变化,会出现后一种情况。

本文意在提醒大家存在“多样性红利可以优化分配效应”这种可能性。因为不提的话,人们会天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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