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经济学角度定义信息生产力(下)

2020-01-21 10:21:04 eNet&Ciweek/姜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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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谈到,要从分蛋糕的角度,向经济学家讲清楚信息生产力的制度经济内涵。下面从相反的做蛋糕的角度,向经济学家讲一讲信息生产力的技术经...

上文谈到,要从分蛋糕的角度,向经济学家讲清楚信息生产力的制度经济内涵。下面从相反的做蛋糕的角度,向经济学家讲一讲信息生产力的技术经济内涵。

2、信息生产力与全要素生产率中技术的关系

经济学语义中的技术,与工程师语义的技术不同,是从效率角度定义的。主要区别在于有无成本约束(工程师的技术定义没有内生价格,没有关于技术经济不经济的判断)。

举例来说,同样是复杂性这个概念,经济学本专业出身的经济学家与物理学背景出身的经济学家(如阿瑟),思路可能完全不同。阿瑟包括桑塔菲学派的学者,多是自然科学出身,他们一想复杂性,实际是脱开价格在天马行空地定义。不自觉中,就流露出工程师特有的逻辑,这就是,信息技术的优势在于复杂性,处理复杂性水平越高,这种技术就越有价值,因此就越值得投入。谈着谈着,就认为由于存在正反馈(报酬递增),均衡根本不存在了。但经济学家却不这样想,他们想的是,均衡无非供求相等,难道用了信息技术后,供给就可以脱离需求了;或需求就可以脱离供给,不讲成本约束了?经济科班出身的人想的是,复杂性当高则高,当低则低,全看投入产出比是否合适。因为他们不会认为信息技术好,就值得无限制投入,还要看成本、需求的约束。而且他们会对“正反馈(报酬递增)导致均衡不存在”这类说法深感怪异(经济学常识中的报酬递增只改变均衡点位置,不是消除均衡,让供大于求)。双方现在在这个问题上的误解越来越大,以致许多经济科班出身的人,根本不愿同阿瑟们对话。实际上,阿瑟现在处在典型的“第一代现象”中。所有反对新古典的大家,在第一代时,都声称均衡不存在。如凯恩斯、熊彼特。但他们的第二代一律会修正为,不是均衡不存在(不是供给与需求不互相制约),而是新古典均衡不存在(存在的是另一种均衡,如张伯仑均衡)。

我们换成经济学术语来讨论这个问题。多样化(或“范围”)是斯密本人直接使用的术语。杨小凯认为,“多样化和专业化的发展是分工发展的两个方面”(杨小凯,1998),斯密认为专业化导致市场规模的扩大,多样化导致市场范围的增加,后人分别称为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从经济学角度定义,工业经济的生产力,表现为工业技术主要提高的是专业化效率;数字经济的生产力,表现为信息技术主要提高的是多样化效率。

举例来说,同样是差异化,工业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效率是相反的。对于相反在哪里,工程师往往判断不出来,而经济学家则是看“差异化经济,还是差异化不经济”这一点。工业经济由于多样化效率低,差异化往往不经济(越差异化,平均成本越高),其差异化战略(波特)表现为高成本差异化(比如,越创新,要求研发投入的成本越高),表现为规模经济但范围不经济;但数字经济由于多样化效率高,其差异化往往是经济的(越差异化,平均成本越低),其差异化战略表现为低成本差异化,呈现为规模经济且范围经济(甚至规模不经济但范围经济,俗称个性化定制)。实践中,海尔早期的差异化战略(品牌)是工业化战略,后来的差异化战略(大规模定制战略)转型为信息化战略。

信息技术的“革命”性,表现为以多样化效率尺度衡量,工业技术与信息技术多样化效率变化率的切线斜率(生产力对应的生产方式,又称发展方式)正负号相反,一个成本递增,一个成本递减。

工程师以及信息技术产业背景的研究者定义的信息生产力的自然科学类型的特征,如拓扑化、碎片化、去中心化、扁平化、联通性、协同性、超链接等经济学家听不懂的语言,大多可以概括在斯密所说的多样性名下。都只是多样性的细枝末节的表象。多样化效率的经验特征在于智慧、灵活及经济上的高附加值等现象。由多样性效率提高而获得的制度性经济收益,构成斯科特·佩奇说的“多样性红利”。有可能导向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复活(前提是劳动与知识在个人水平结合)。

对于多样化效率,美国主流经济学界的研究开始于1949年“成本病”的提出,成形于1966年,鲍莫尔(William J.Baumol)与鲍恩(William Bowen)提出“表演艺术成本病”。后来,发展为著名的服务业生产率之谜。鲍莫尔称其中与专业化效率相反的多样化效率问题为“音乐四重奏的效率”问题。对多样性效率的重视,在中国始于杨小凯,成形于对中国互联网发展(特别是阿里巴巴发展)的范围经济解释(曾鸣、姜奇平)。

发现多样化效率的存在,有效解释了索洛悖论、服务业生产率之谜等一系列对工业经济学产生悖论性影响的生产力相关难题。原来,服务业在GDP中占比提高,并非像标准经济学(工业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是较低的效率与较高的价格反常组合的结果。服务业所谓较低的效率,其实低的只是专业化效率(如以自动化为代表的工业技术效率),但它的多样化效率(“音乐四重奏的效率”)远高于制造业。上述悖论产生,盖因忽视了信息生产力,并且没有辨别出它背后的多样性效率及量化方法所致。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定义数字经济时,一定要把多样性效率(亦称多样化效率),作为全要素生产率中技术的新内涵定义进去。信息技术确实改变了全要素生产率中的技术,把技术由数量(Q)测度的专业化效率的技术(工业技术),拓展到由品种(N)测度的多样化效率的技术(信息技术)。数字经济学进而指出,多样性效率的产出为AC-MC,也就是说,它专门“负责”在均衡水平,将零利润,提高到高附加值。这就是GDP不直接显示的质量之值。

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生产力无论怎么定义,关键是不要漏了通用、多样化这两个要点。

以李嘉图价值论与全要素生产率为双重框架定义窄义的数字经济(只从技术和生产力角度定义):数字经济是以通用技术和多样性效率提高为基本特征的信息生产力为主要技术要素驱动的经济占比达到一定水平形成的经济。这里的技术要素,平行作用于资本与劳动,形成异质资本与异质劳动(如“企业家精神”),共同构成生产要素中的创新驱动力。

这个定义针对(与之相反的)范式是工业经济的生产力定义:以专用技术和专业化效率提高为基本特征的工业生产力为主要技术要素驱动的经济占比达到一定程度形成的经济。这里的技术要素,平行作用于资本与劳动,形成同质资本(物质资本)与同质劳动(劳动力),共同构成生产要素中的物质投入驱动力。

需指出,在真实世界中,工业经济与数字经济处于混合状态,因此,两种经济规律(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共同发挥作用,其结果,依新旧动能投入比例的不同,以及产业化与服务化产出比例的不同,形成它们之间的融合比例(两化融合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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