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技术与时间》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区分工业技术与信息技术的框架。信息技术是工业技术的反向技术，因此具有革命性。一般人对此难以置信。不信，就来看思想家怎么想同类问题。
在海德格尔之前，西方人对技术的看法是外在的，看到的只是技术的中介性质，即所谓代具性。认为技术异化反对人本身的原因，在于技术外在于人的本质。这种观念的代表是卢梭（老子、庄子也是这样认为），他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与技术对立的自然性，因此从根子上就与人本身不相容。而斯蒂格勒反对这种说辞。认为技术也是人的内在本质的一个方面。换算成卢梭的话语，相当于认为，人有技术（反自然）与自然双重本质，技术异化不是技术从人的外部反对人的本质，而是人的本质自身就存在技术性与自然性这一对矛盾，技术异化是人自身的矛盾，是人自身内部反自然的那一面在反对自然的那一面。
斯蒂格勒将同质性、异质性的含义区分引入了对技术本质的分析，说明技术代表人类本质中本身具有的两种相反性质。他用时间性来刻画人类本质，“时间性的意义不仅仅取决于死亡，而且取决于来自性的差异的繁殖。”死亡隐喻的是基于同质性的理性，而繁殖隐喻的是基于异质性（如“性的差异”）的人性。
普罗米修斯原则是理性（物）的原则，用男人隐喻，隐喻的是专业化这种技术（以同质性为本的技术）。斯蒂格勒解释说：“所谓理性，是因为技术的运用遵循因果关系这一理性原则，它既改造现实又属于现实。”爱比米修斯原则是人性（心）的原则，可以用女人隐喻，隐喻的是多样化这种“技术”（以异质性为本的技术），代表的是多样化、异质性、不确定性、非决定性（自由意志）、情感、性……等
技术只是效率，是中性的。它的代具性、中介性本身，并不天然构成异化，也不天然倾向复归；它并不天然构成专业化效果，也不天然倾向多样化效果，它是中性的。如此，则回答某种技术本身对全要素生产率有什么改变时，不能只考虑同质性这一边，还要考虑异质性这一边。不光有“改了没改同质性技术”这一问，而还要问“改了没改异质性技术”这一问，才全面。
斯蒂格勒用了一对特有术语“死亡”与“遗忘”，标称人自身的两种相反本质，及所外化为的两种技术相反相成的特征。他从西方神与人的分立开始剖析这对关系。神是不死的，人是有死的。死在这里代表的是（心物二元的）理性。物是不“死”的，人是有死的。人在活而有死的状态追求不死——相当于在不确定性中追求确定性，在异质性中追求同质性——构成了人的第一重自我矛盾，从中产生了追求普罗米修斯技术（专业化技术）的原初动机。
原来心物一体的人希望物化的初始动因，是要追求与心相反的特征，物是不死的，将这个特征神化，就变成了神这个隐喻。它代表的是理性的确定性、存在的同质性。这概括了“什么”与空间、男人、专业化的内在联系。这是从心物二元的物化技术观看到的东西。
遗忘则是一个相反过程。人类技术还有相反的一面，即遗忘的一面。表面上，爱比米修斯遗忘给人类分派专门化的技能，只是一种个人行为，但经过斯蒂格勒的重新阐释，变得了一种人类的选择。遗忘的对象是工具理性（即死亡，或者说是对生与死的分别的自觉），用中国古话说，叫坐忘。坐忘是一种进入澄明（诚明）状态的冥想，要进入的是心物一元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遗忘的是对死亡的恐惧，要去除心物之别，不再在意有死的人与没有死的物之间的区别。也可以理解为，人类一旦遗忘理性与物化的好处，就会回归心性状态（时间、女人、多样化技术）。
爱比米修斯就代表人类本质与技术的另一面，如差异、多样化、异质性、不确定性、非决定性（自由意志）、情感、性……斯蒂格勒没有想到，但可以顺着逻辑得出的一个推论是：从爱比米修斯这一面中，可以导出另一种技术，即以信息技术与生命技术为代表的异质性技术，或提高多样化效率的技术。
斯蒂格勒首先以女人比喻爱比米修斯技术的多样性这种特征。“至于爱比米修斯，他的过失在于接收了宙斯的礼品——女人，这个美丽的恶。宙斯的第二次报复就是造成性的差异。” 斯蒂格勒甚至用潘朵拉来比喻这种多样性，认为她带来的瓮罐（意同elpis，“期待”）代表女人之腹，代表对多样性可能的孕育。性的本质就在于差异，如果说男人比喻无差异和死，女人代表的则是差异和生。感性的性差异被对应繁殖与对应理性的死亡相对起来。“时间性的意义不仅仅取决于死亡，而且取决于来自性的差异的繁殖。”
接着，差异又被直接对应于不确定性，与理性的确定性相对起来。爱比米修斯“就是在这个不确定性的问题上出现的”。不确定性对应的是与时间相关的可能性，过去是确定的，普罗米修斯技术对应的理性，代表确定性，决定性；而爱比米修斯技术对应的多样性，代表不确定性、非决定性。未来是不确定的，一切皆有可能。
对信息技术革命来说，《技术与时间》具有了划时代的启蒙意义，它引导我们不只是从技术本身角度理解什么是信息革命，而从人的角度——不同技术如何代表不同的人，不同生产力如何代表不同生产关系的利益的角度——理解什么是信息革命。从而把信息革命理解为信息技术革命与信息价值革命的统一体。
那些认为信息革命除了技术，没有带来什么新东西的人（典型如宗庆后），潜意识中对技术本身就没有全面理解。他们缺省的技术定义，只有一种，即工具理性技术，也就是普罗米修斯技术，这种技术对应的商务，是提高专业化效率。他们把专业化效率当作效率的全部。如果他们熟悉专业经济学家的术语，新经济没有什么新东西，可以表述为信息技术没有改变全要素生产率的效率本质，因此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
但是，恰恰在这里，那些被信息革命席卷得晕头转向的人，出现了历史性的漏算：技术有两种——工业技术（普罗米修斯技术）与信息技术（爱比米修斯技术）；效率也有两种——专业化效率（普罗米修斯技术的效率）与多样化效率（爱比米修斯技术的效率）。
杨小凯曾说：“多样化和专业化的发展是分工发展的两个方面”。这个时代的宗庆后们，把斯密的分工，理解为只有专业化一个方面。
斯蒂格勒指出，“作为爱比米修斯的标记的盲目和积极的遗忘，这就是技术性中的相关差异、重复（延迟的相关差异）”。在这里，斯蒂格勒超出了把技术与专业化技术划等号的主流见解，认为“所谓技术性，必须从广义上来理解，就是一种相关差异的必然”，它与代表为了目的忘记手段的“缺陷”联系在一起。例如艺术家、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新者，都有可能有这种“缺陷”——不专注于异化的技术，而忘情于人的“美好生活”做事情。
从这个角度看技术本身，图灵问题的实质，就是把活的效率（心的效率、爱比米修斯的效率）与死的效率（物的效率、普罗米修斯的效率）合而为一。CPS就是把有灵的系统（信息系统），与没有灵的系统（物理系统）合成为一个系统，从而实现心物一元。用段永朝的话说，这叫万物有灵论的某种复活。儒学称之为一体之仁。这个仁，也指不麻木，如物联网有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