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与遗忘——《技术与时间》解读(下)

2019-09-11 13:23:29 eNet&Ciweek/姜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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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技术与时间》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区分工业技术与信息技术的框架。信息技术是工业技术的反向技术,因此具有革命性。一般人对此难以置信...

解读《技术与时间》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区分工业技术与信息技术的框架。信息技术是工业技术的反向技术,因此具有革命性。一般人对此难以置信。不信,就来看思想家怎么想同类问题。

在海德格尔之前,西方人对技术的看法是外在的,看到的只是技术的中介性质,即所谓代具性。认为技术异化反对人本身的原因,在于技术外在于人的本质。这种观念的代表是卢梭(老子、庄子也是这样认为),他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与技术对立的自然性,因此从根子上就与人本身不相容。而斯蒂格勒反对这种说辞。认为技术也是人的内在本质的一个方面。换算成卢梭的话语,相当于认为,人有技术(反自然)与自然双重本质,技术异化不是技术从人的外部反对人的本质,而是人的本质自身就存在技术性与自然性这一对矛盾,技术异化是人自身的矛盾,是人自身内部反自然的那一面在反对自然的那一面。

斯蒂格勒将同质性、异质性的含义区分引入了对技术本质的分析,说明技术代表人类本质中本身具有的两种相反性质。他用时间性来刻画人类本质,“时间性的意义不仅仅取决于死亡,而且取决于来自性的差异的繁殖。”死亡隐喻的是基于同质性的理性,而繁殖隐喻的是基于异质性(如“性的差异”)的人性。

普罗米修斯原则是理性(物)的原则,用男人隐喻,隐喻的是专业化这种技术(以同质性为本的技术)。斯蒂格勒解释说:“所谓理性,是因为技术的运用遵循因果关系这一理性原则,它既改造现实又属于现实。”爱比米修斯原则是人性(心)的原则,可以用女人隐喻,隐喻的是多样化这种“技术”(以异质性为本的技术),代表的是多样化、异质性、不确定性、非决定性(自由意志)、情感、性……等

技术只是效率,是中性的。它的代具性、中介性本身,并不天然构成异化,也不天然倾向复归;它并不天然构成专业化效果,也不天然倾向多样化效果,它是中性的。如此,则回答某种技术本身对全要素生产率有什么改变时,不能只考虑同质性这一边,还要考虑异质性这一边。不光有“改了没改同质性技术”这一问,而还要问“改了没改异质性技术”这一问,才全面。

斯蒂格勒用了一对特有术语“死亡”与“遗忘”,标称人自身的两种相反本质,及所外化为的两种技术相反相成的特征。他从西方神与人的分立开始剖析这对关系。神是不死的,人是有死的。死在这里代表的是(心物二元的)理性。物是不“死”的,人是有死的。人在活而有死的状态追求不死——相当于在不确定性中追求确定性,在异质性中追求同质性——构成了人的第一重自我矛盾,从中产生了追求普罗米修斯技术(专业化技术)的原初动机。

原来心物一体的人希望物化的初始动因,是要追求与心相反的特征,物是不死的,将这个特征神化,就变成了神这个隐喻。它代表的是理性的确定性、存在的同质性。这概括了“什么”与空间、男人、专业化的内在联系。这是从心物二元的物化技术观看到的东西。

遗忘则是一个相反过程。人类技术还有相反的一面,即遗忘的一面。表面上,爱比米修斯遗忘给人类分派专门化的技能,只是一种个人行为,但经过斯蒂格勒的重新阐释,变得了一种人类的选择。遗忘的对象是工具理性(即死亡,或者说是对生与死的分别的自觉),用中国古话说,叫坐忘。坐忘是一种进入澄明(诚明)状态的冥想,要进入的是心物一元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遗忘的是对死亡的恐惧,要去除心物之别,不再在意有死的人与没有死的物之间的区别。也可以理解为,人类一旦遗忘理性与物化的好处,就会回归心性状态(时间、女人、多样化技术)。

爱比米修斯就代表人类本质与技术的另一面,如差异、多样化、异质性、不确定性、非决定性(自由意志)、情感、性……斯蒂格勒没有想到,但可以顺着逻辑得出的一个推论是:从爱比米修斯这一面中,可以导出另一种技术,即以信息技术与生命技术为代表的异质性技术,或提高多样化效率的技术。

斯蒂格勒首先以女人比喻爱比米修斯技术的多样性这种特征。“至于爱比米修斯,他的过失在于接收了宙斯的礼品——女人,这个美丽的恶。宙斯的第二次报复就是造成性的差异。” 斯蒂格勒甚至用潘朵拉来比喻这种多样性,认为她带来的瓮罐(意同elpis,“期待”)代表女人之腹,代表对多样性可能的孕育。性的本质就在于差异,如果说男人比喻无差异和死,女人代表的则是差异和生。感性的性差异被对应繁殖与对应理性的死亡相对起来。“时间性的意义不仅仅取决于死亡,而且取决于来自性的差异的繁殖。”

接着,差异又被直接对应于不确定性,与理性的确定性相对起来。爱比米修斯“就是在这个不确定性的问题上出现的”。不确定性对应的是与时间相关的可能性,过去是确定的,普罗米修斯技术对应的理性,代表确定性,决定性;而爱比米修斯技术对应的多样性,代表不确定性、非决定性。未来是不确定的,一切皆有可能。

对信息技术革命来说,《技术与时间》具有了划时代的启蒙意义,它引导我们不只是从技术本身角度理解什么是信息革命,而从人的角度——不同技术如何代表不同的人,不同生产力如何代表不同生产关系的利益的角度——理解什么是信息革命。从而把信息革命理解为信息技术革命与信息价值革命的统一体。

那些认为信息革命除了技术,没有带来什么新东西的人(典型如宗庆后),潜意识中对技术本身就没有全面理解。他们缺省的技术定义,只有一种,即工具理性技术,也就是普罗米修斯技术,这种技术对应的商务,是提高专业化效率。他们把专业化效率当作效率的全部。如果他们熟悉专业经济学家的术语,新经济没有什么新东西,可以表述为信息技术没有改变全要素生产率的效率本质,因此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

但是,恰恰在这里,那些被信息革命席卷得晕头转向的人,出现了历史性的漏算:技术有两种——工业技术(普罗米修斯技术)与信息技术(爱比米修斯技术);效率也有两种——专业化效率(普罗米修斯技术的效率)与多样化效率(爱比米修斯技术的效率)。

杨小凯曾说:“多样化和专业化的发展是分工发展的两个方面”。这个时代的宗庆后们,把斯密的分工,理解为只有专业化一个方面。

斯蒂格勒指出,“作为爱比米修斯的标记的盲目和积极的遗忘,这就是技术性中的相关差异、重复(延迟的相关差异)”。在这里,斯蒂格勒超出了把技术与专业化技术划等号的主流见解,认为“所谓技术性,必须从广义上来理解,就是一种相关差异的必然”,它与代表为了目的忘记手段的“缺陷”联系在一起。例如艺术家、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新者,都有可能有这种“缺陷”——不专注于异化的技术,而忘情于人的“美好生活”做事情。

从这个角度看技术本身,图灵问题的实质,就是把活的效率(心的效率、爱比米修斯的效率)与死的效率(物的效率、普罗米修斯的效率)合而为一。CPS就是把有灵的系统(信息系统),与没有灵的系统(物理系统)合成为一个系统,从而实现心物一元。用段永朝的话说,这叫万物有灵论的某种复活。儒学称之为一体之仁。这个仁,也指不麻木,如物联网有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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