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公司转向香港上市带来的重要信息

2018-08-13 eNet&Ci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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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以7月9日小米上市打头,包括齐家网、猎聘等上市,出现中国互联网企业扎堆赴港上市的动向。据业内分析,美团点评、同程艺龙、宝宝树,甚至滴滴、蚂蚁金服等互联网公司,都排在后面。如果真是这样,中国互联网史上的第三次上市潮,将会出现。而与以往不同,这些互联网企业不是投向美国,而是改道香港。其中意蕴,耐人寻味。它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由于香港态度的转变,BAT之后的下一代中国互联网公司,将在大中华圈扎根。

其中关键的原因,在于香港吸取了错失阿里的教训,作出了与中国互联网发展相同步的制度创新。2018年4月24日,港交所发布IPO新规,允许双重股权结构公司上市,即实施同股不同权。该政策于4月30日起生效,即时接受上市申请。小米是“同股不同权”第一家创新试点。

五年前的2013年10月,面对阿里因不满香港不接受双重股权结构,转向美国上市的形势,香港有关方面不明事理,还以为坚持陈旧过时的制度是对的。英国《金融时报》针对阿里巴巴弃香港而就纽约上市,发表保罗·J·戴维斯和阿尔什·马苏迪的评论《港失阿里,焉知非福?》,给香港打气。我当天就愤起回击,在互联网周刊发表了《港失阿里,焉知是福?》。指出香港再跟着英国这种保守过时的金融思想,“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生产力拔腿就跑,跑得比兔子还快。”

我当时指出:“港失阿里,焉知非福”,这是一种不求进取的说法。求进取,就要反思,为什么香港资本市场(举一反三,包括大陆资本市场)不能在市场完整性水平上,进行整体的制度创新,达到足以同纽约竞争所要求的风险保护水平、创新激励水平,从而收住阿里“适彼乐土”之心?

五年前的香港,在事关现代化走向的这一关键问题上,是非是颠倒的。在我们互联网人看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事情上,就是想不通。好在,香港人最终还是选择了在思路上回归比较先进的大陆,而不是跟着已落后互联网时代的大英帝国跑。香港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在2017年2月的一次演讲中称:“前几年没有让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是个很重大的错误。”而香港交易所集团行政总裁李小加谈及同股不同权的改革时也直言:“我们要是再不改,小米也要去美国上市了。”有这种认识,就对了。

有时候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想通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路,就走活了。香港把道理想通,这件事对中国非常好。因为可以把大陆即使想通也不一定能做成的事情(此处略去一千字)给办成。这样,大中华圈作为一个整体,通过香港与大陆配合,总算补上了资本与创新不兼容这个现代化短板。现在不显眼,等民族复兴后,再回头探因,这里就变得无比重要了。

从地缘经济角度讲,把中国的“纳斯达克”设在香港,也比较合理。因为从互联网下一步走势看,马上就要到中美在技术经济上分道扬镳之时了。美国投资人老做空中概股,就是一种征兆。他们只能理解技术创新,让香港去理解市场创新好了。各活各的。美国人发明创造技术,中国人专门负责从中赚钱,这是一个不错的社会大分工。英美当年就是这么分工的。

至于让大陆传统人士理解这件事,基本是没指望了。大陆企业的理解水平,也就是万科和《财经》杂志的理解水平(同股同权)。如果跟马云玩,会被马云玩死。而大陆金融人士的理解水平,与美国比至少落后20年,典型如许小年的理解“科技创新哪是银行干的事儿啊?”这时候,香港又变得有用了。至少,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没有银行支持,还有香港支持。这就各就各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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