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功，发展到当前，国内外形势都变了，面临新的挑战。有些问题是长期的。其中最难解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投资产能过剩，一个是有效需求不足。要从投资需求拉动，向内需导向方向调整。数字经济有两大潜力，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一是用资产分享替代固定资产投资；二是用轻资产运作，实现一次分配公平，从而扩大内需。在这两个方面，对数字经济来说都是机遇。但认清这一点并不容易。

近日，经济学家许小年有一个主题为《多变环境中的不变之道》的演讲，谈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有一点我比较感兴趣，他讲，工业化的时期，总是伴随着快速的资本积累。这就表现在固定资产投资，在过去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大概是两倍于GDP；但是到了后工业化时期，中国的工业化基本上完成了，资本积累的速度大大的放慢，这个放慢就体现在过去的几年间，我们看到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基本上是和GDP同步（6%, 7%左右)，已经从两位数跌到了一位数。

这讲出了一个重要的实情，许小年指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他的作用是拉动需求，而在需求中，他其实主要拉动的是投资需求。”“而在后工业化时代，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这些政策全都失灵。……我银行贷款往哪里放啊，放到哪里都是过剩产能。”

许小年在分析原因时，只是指出了产能过剩这个方面，但我认为，还有另一个方面，他，包括所有经济学家都没有提到：38%的企业已经不再使用固定资产投资来进行经济活动了。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很简单，全国中小企业一共有2600万家，网商有1000万家，占比38%。而网商一不用投资建设实体店铺，二不用投资建设实体柜台，因此他们从事经济活动基本不需要进行固定资产投资。谁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是阿里巴巴这样的互联网平台，在进行统一的固定资产投资，建设的是虚拟的店铺和柜台。这些平台用数字化的方法，将虚拟的店铺和柜台“复印”分发了1000万份同样的拷贝。建设虚拟的店铺和柜台的总投资，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是极为巨大的，但阿里不是给自己用的，平摊到1000万家，可以说，造成了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极度节约。从企业整体来看，完成同样甚至更多的业务，固定资产投资总量是减少了，而不是增多了。

由于大中型企业在企业总数中只占零头，这意味着，全国38%的企业在数字经济中，根本不用固定资产投资了，而整体转型为轻资产运作。这是生产方式的巨大转变，是人类级、现象级的事情，是经济学家们集体看不到的重要事实。但这将成为人类社会的一个新常态。

许小年也指出了调整的方向：“在后工业化时期，中国的经济已经从制造经济变成了服务经济，这也是刚才我们讲的，为什么投资的增长速度，它只是和GDP同步。因为服务经济不需要那么多的固定资产，中国的经济和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市场经济都一样，一定是从工业化中的制造业为主，逐渐的转变为后工业化时代的服务业为主。中国正在向其他国家一样，迈入服务经济，而不是制造经济。在服务经济中，投资当然速度要下降，因为我搞服务业不需要固定资产。”

这个分析，大体上是对的。只不过原因还要包括上述所说的数字化对近40%固定资产投资的替代。

对照之下，“财政政策失灵，货币政策失灵”，说明政府在过渡时期并没有真正发现数字经济的一个重要规律，也就是，有一个虚拟的“美联储”，已经代他们分发M2了。因为，如果没有阿里，38%的企业，本来是要用M2来购置固定资产的。而央行增发的货币，都去到了没用的地方。这就是房地产。

中国的企业没必要通过投资房地产，消极躲避财政、货币政策，因为做得最好，不过是把“宽松”的效果抵消，但自己并没有主动创造价值。主动创造价值的正路，应该是服务化。许小年说的是服务业（“消费升级已经从过去的柴米油盐变成了健康、医疗、养老、娱乐、户外运动、品牌消费、定制消费”），我主张更宽一些，叫服务化，也就是一产、二产、三产，都采用服务业的生产方式（而不一定非是服务业，当然服务业是重中之重）创造增值。

经过多年研究，我得出结论，数字经济的本体（也就是脱掉“数字”这个外壳后、不同于非数字经济的经济本体），就是服务化。它带来经济动能的两大改变，一是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减少，由少数平台企业投入，替代上千万企业的实体投入，把这叫成创新驱动也可以；二是投资的需求方向，不再是需要大量固定资产投资的实物生产，而是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相对较少的服务业和服务化。这两个改变，指向服务化这个总方向，意图是创造产品之上的服务增值。

企业的思考方式要转变，要从“我现在这个产品不好卖了，要改卖什么产品”（如：去抢别人的什么买卖），变为“所有产品都不好卖了，要改卖服务和体验”。所谓数字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实际是有前提的，实体经济先要脱胎换骨，从实体产品经济，升级成实体服务经济，数字经济才能帮上忙。让数字经济去为生产更多本已过剩的实体产品帮忙，只能是帮倒忙。

第二个机遇，是内需的增加与带动。

这是许小年基本没有谈到的。当前经济问题中真正属于长期的问题，其实不是投资需求问题，而是有效需求——进而言之，是收入问题。居民收入上不去，没有有效需求，所有供给侧都会过剩。

这个问题属于长期内的难解问题，实质在于，中国在现代化中，长期存在效率国家与福利国家道路的两难选择。中国近代死了上千万人，不追上发达国家，实在难以咽下落后挨打这口气，这是非我族类的人群难以体会的。这决定了效率优先具有广泛共识。但现在问题是，追求效率过头了，欲速而不达，有效需求不足，开始砸自己的脚。过去有美国的内需顶着，这个问题不明显，现在美国要勒紧裤腰带，不高消费、不从中国进口了，中国傻眼了。改也得改，不改也得改。

这时，与“财政政策失灵，货币政策失灵”并列的，可能出现“外贸政策失灵”。政府不能乱了方寸。有一招可用，这就是借数字经济，扩大一次分配公平，利用一次分配提高内需。

这个问题，与固定资产投资问题是相互联系的。试想，全国有近40%企业已经不需要固定资产投资了，这件事的另一面意味着，居民提高收入，有了一条数字经济之前很难走通的路，这就是人人从事轻资产运作。如从事APP。如果全民都在现有职业收入外，开辟在家办公这个第二战场，像提供私家菜那样，提供各不相同的差异化增值服务。内需问题将迎刃而解。

政府需要做的，是让另外62%的企业，特别是其中的国有企业动起来，参与到目前如火如荼的共享经济大潮中，分享固定资产投入形成的数字平台，利用平台收租，保值增值，实现全民共享发展。在平台企业闷声发大财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宏观经济效果就会出现，中国的内需会在不知不觉中成长起来。这不是因为消费者主观上从没有需求，变得有需求了，而是他们得到了创业、创新的机会，而在一次分配中，得到了满足新增需求所必备的收入。这反映的是数字经济特有的第二个重要规律。

利用一次分配提高内需的最大好处，就是不必陷入福利国家二次分配影响效率的困境，从而更加切合中华民族快速现代化的特殊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