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系列已近尾声，还是要解释为什么而写。《论语》的价值观在仁，本系列研究论语，却不在于研究价值观本身。研究的是实现价值观的方式，包括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甚至组织方式。总的想法是，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才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及行事方式。路由系列想说的是，信息社会与农业社会在生产方式上，有相通之处。希望能唤醒国人的一种文化自觉，使中国特色与世界潮流更好地结合。

微子第十八共11段，内容非常集中，谈的都是《论语》中一个著名定式“邦有道-邦无道”的应用。实际上谈的是系统与环境（“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的关系，与路由原理相通在于，都属于一种与机械世界观相反的生态思想。

1、路由原理与凤鸟情结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从心理咨询角度看孔子，孔子一直有一种心理受伤害后的阴影，是政治抱负受挫后留下的心理阴影，可以称之为凤鸟情结。这是孔子内心深处不可触的痛，谁要一触及，孔子马上就会有不平和的反应。这一节就遇上了，楚人唱“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孔子马上失态，追着人家说话。

孔子主张邦有道，则兼济天下；邦无道，则独善其身，至少不同流合污。他周游列国，一直想施展抱负，但始终郁郁不得志，因此有凤鸟之怨。这里说的三仁都是邦无道后，君子避世之举。面对齐景公、季桓子，当发现道不行时，孔子选择了离开。颇像路由器，这里行不通，我到别的地方碰碰。

路由器就符合“邦有道-邦无道”公式。当一点与另一点不通时，路由器从来不是要求去修不通的那一点（把它修“直”），而是找最近的一点绕过去，最后实现条条道路通罗马。这本来是说东方的理性，要讲场合。像仁这样的道理，也不是放之四海直来直去，得看条件合适，才拿出来用，否则宁可闭上嘴巴。

但事实上，孔子这样做，内心是矛盾的。孔子的一生，一直像路由器发生的事情一样，老在列国间绕来绕去。但问题是总也走不通。路由器唯一怕的是，哪个点都不通，柳下惠就遇到这种情况，他的两难处境恰好反映了孔子自己的心态。柳下惠比孔子看得还清楚，天下乌鸦一般黑，如果哪一点都走不通，干脆就不离开鲁国，就地“直”而不曲（委曲求全）了。明知过于直，不好，但实在太想济世，明知不可为而仍为之。这虽不符合路由原理，但孔子内心实在心向往之。因为孔子自己就这样，为了施展抱负，南子敢见，连叛臣都敢接近。为此子路总是跟他吵架。

2、路由选择：道之不行与行其义也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氏。”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涛涛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櫌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涛涛者天下皆是也”，说的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相当于，路由器遇到大面积阻塞，哪一点也走不通。桀溺意思是，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躲着满天下的坏人，不如逃离整个天下（做隐士）。“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说得很沉痛，孔子反对隐居，说，再不跟这样的人打交道，那又同谁去打交道呢？因为，我们又不能与鸟兽打交道。

孔子老批评子路，但子路正有着孔子口头批评，心中暗许的气质，这就是坚持理想之“直”。子路一语道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君子从政，不是因为功利，而是因为道义。所以即使明知“道之不行”，身在其位，也要“行其义也”。这表面上突破了路由原理，实际没有。路由原理虽然强调在节点间绕来绕去，但绝非不讲规则，规则就体现在，每个节点在自己的位置上，有义务进行选择，按通达的方向去选择，而不是按不通达的方向去选择，这就是节点之义。

3、孔子的路由排行榜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

这是孔子做的邦无道路由排行榜，把历史上的人物，按符合路由原理的程度，排了一个序。此时的孔子，克制了自己的个人情感，回到理智，按“邦有道-邦无道”公式，对人物进行评价。一等的是伯夷、叔齐、虞仲、夷逸这类隐士，以及太师挚一群避世者，因为他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对自己欣赏的柳下惠、少连，评价却不高。因为“降志辱身”，仅仅是言行不离仁义而已。至于孔子自己，显然不肯“降志”，但于身则“无可无不可”。最终把路由原理摆在了个人情感之上。

相较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特别是工业化以来的思维方式与生产方式，这里的问题根本就不值得如此纠结。因为按照笛卡尔理念推导出的道德观，对就对，错就错，为了真理，可以不顾时间、地点、场合，一定要抗争到底，为此，像伽里略那样被烧死，才应列为排行榜第一。而东方理性强调，邦有道，道是一种行法；邦无道，道又是一种行法，道总是要行的，无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已。这也是路由器零摩擦地实现道的方式。为什么自组织、自协调的方式会导致做事零摩擦，这是科斯们至死都没想明白的道理，而他们还没出生，孔子就想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