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月，不断接触到一些关于互联网治理的新话题。有关于发展与规范并举推进互联网立法的声音，有阿里研究院和网规研究中心写的《新治理简史》，还有一本反映海外观点的书《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各种新概念扑面而来，一时间有一点目不暇给。总的感觉是关于互联网治理的思考正在往深化方向发展，但许多东西还一时看不清楚、想不清楚，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

我在想，互联网治理背后是什么问题，在决定互联网治理本身问题的提出和焦点的变化呢？也许，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认同问题。互联网治理的不同思路背后，是对互联网认同的不同。互联网发展已经20年，但对于互联网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回答还不是很清楚。

比如，说互联网是技术对不对呢？互联网当然是技术，但说互联网就是技术，以及推论出技术产业、甚至郑永年说的技术赋权就是互联网的主要趋势，总感到在哪里还不太对劲。当年清代面对工业化时，也是这么说的，工业技术、工业产业、工业技术赋权等等，但问题是，这些说法都预设了一些不言自明的模式，或认为农业社会模式不变，或照搬来西方的模式，看技术能把社会改造成什么样子。历史发展最终证明，这样的问题，有些连问题本身提得都有局限。

从现实来看，当新的技术遇到旧的规章制度时，可能既有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也有发展太快需要加以规范的问题。孰轻孰重，仅从技术角度往往得不出结论。

但如果不是从技术角度，而主要从利益角度思考互联网是什么，同样存在一大堆困惑。互联网会让谁最受益，让谁最受害呢？目前对此的研究还难说深入。举个例子，分享经济已经火遍了世界各国，各国工会对Uber都很排拒，但在Apple那里，劳动者分成高达85%，互联网在这里对劳动者的利益到底是构成冲击还是提升？没有看到像样的分析。而且比较滑稽的是，该对分享感兴趣的人默不作声，而资本家对分享倒是兴高采烈，让人感到这世界变化真快。

互联网是不是社会呢，比如信息社会？这样的问题看起来很虚，但又绕不过去。

一些令人苦恼的问题与此有关。现在时兴在家办公，但会造成自然人与法人不分。这是信息社会重新出现的现象。如果让自然人都去原来管法人的工商局登记，那工商局是不是应该改名叫工商及生活局，以便把自然人包括进来？而这样一来，又有问题，按新通过的民法通则第54条，自然人不登记，也可以凭自然人身份从事工商业经营；如果登记，则可以转为以个体工商户身份从事工商业活动。这意味着一切倒过来了，自然人从事线上商务要登记，而从事线下商务反而可以不登记。那自然人岂不从线上逆流回线下？这些都属于对互联网属性判断不清，带来的现实麻烦。

如果认为互联网就是传统工业社会的一部分，通过扩充管理工业化部门的权力就可以解决问题，很可能事与愿违。中国改革有好的经验可以借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一切看效果，好就推广，不好就及时调整。

互联网治理面临这些源于认同的根子上的问题，对中国来说，属于成长的烦恼。其中的好消息在于，它不说明中国互联网发展慢了，相反说明中国互联网发展太快了。成长中的烦恼，需要在成长中慢慢解决。根据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变革对于适应者来说，会显得越来越好，对不适应者来说，会显得越来越不好。举例来说，不应提出工业革命对就业好还是不好这样的傻问题。工业革命后的就业与之前的就业是一样多的，改变的只是就业结构，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了工人。农民都变成了工人，就适应了。如果这个经验对现在也有效，那么真正应该要提出和解决的问题，是改变身份认同，积极推动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