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雁栖湖畔，弘道书院邀请著名哲学家张祥龙、经济学家盛洪、互联网思想家段永朝等，讨论互联网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主持人是著名思想家秋风。他提出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极好的话题。秋风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在互联网领域里面，也能有一个所谓‘中国路线’？”

原话秋风是这样讲的：互联网发展，中国为什么走到前面，与中国文化特质有关。工业革命，中国是落后的。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在这一轮新的经济社会形态构建过程中，能够占得先机？秋风进一步解题说：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这次没有落后？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跟美国还不一样？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差异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会有中美两个不同互联网发展路线？比如阿里巴巴这样一个生态和中国文化有什么关系？马云已经讲了很多，他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跟中国文化有关系。我们儒家学者或者研究中国文化的人，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没有深入思考这个问题，也没有能够清晰的阐明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儒家学者，其他的学家也没有给予中国新经济发展足够的关注，没有形成一个中国学派。

今天坐在这来的人都是思想前卫者，我们共同努力，争取能够形成一个解释中国路线的中国学派。

这个问题本身提得好。互联网二十年为什么成功，总结的不少，但概括起来，主要经验无非是“领导得好”。这是自上而下总结的角度。不能否定，领导得确实好，政策十分给力。但这种解释不全面，因为有两件事难以解释，第一，BAT既不是领导出来的，也不是规划出来的，它们是怎么出来的，基本没有说清楚；第二，欧美的领导、政策也十分给力，但为什么其中欧洲没有中美这么成功，是否还有其它成败因素。问题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自下而上的角度：群众怎么给力，文化怎么给力。秋风初通互联网，却提出一个我们身在庐山的人，自己长期难以察觉的问题。中国互联网的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结合起来想，劲往一处使，应该没坏处。

我第一个做主题发言，题目是“网络儒学的结构解释”。主要谈的是文化基因在中国互联网成功中的独特作用，认为以《论语》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同与路由器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基因，恰好在结构上有同构性，造成前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否定之否定（隔代遗传）现象。这是从社会自发因素角度，解释中国与欧洲的互联网之路走得为何如此不同。这种解释在“领导”、“政策”之外，补充了“群众”、“文化”的因素。

中国互联网的成功，与中国经济的成功一样，有一相同点，就是感觉因素非常重要。过去叫“跟着感觉走”，带一点贬义。实际情况是，之所以不能跟着本本走，是因为看到的本本，基本都是西方中心论的。当本本与实际差异太大时，感觉有一个好处，就是更符合实际。感觉的背后，实际是文化。文化与本本最大不同，本本必须有老师，文化则无师自通。当老师缺位时，文化就坐在了老师本应坐着的地方。

我们过去总说美国互联网是中国互联网的老师。要说学习、借鉴，肯定是有的。但现在的人都不是傻瓜，不会傻到认为中国互联网的成功，真是照搬美国本本就可以成功。否则解释不了为什么欧洲同样学美国，结果却学不成。而且欧洲各方面条件比中国好得多，用乒乓球做比喻，可以说中国赢了个11比0（互联网前25强，欧洲一个都没有，比11比0差距还大）。这是为什么？

我提出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解释：互联网发动机（路由器）的原理，与中国文化的原理（以融入中国人文化基因的《论语》为代表），在“最短路径优先”这个核心上（在路由器中是OSPF，在《论语》中是邻居关系），是暗合的。这种血脉上的巧合，使欧洲人需要学而知之的东西，对中国人来说，可以“生而知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有感觉”（无师自通）。

最有代表性的事实，就是微信的出现与流行。它虽然采用了高科技，但其中人际交往模式，与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交往方式，其实大同小异。我们需要珍惜自己的这种文化，不是要倒退回农业社会，而是在奔向信息社会时，走出一条充分中国因而更加世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