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原理系列发表以来，一些朋友不解把《论语》与互联网拉扯在一起是何意。其实想法很简单。经过多年观察，发现中国互联网的成功，有某种中国特质的因素在其中起作用。由于不同于美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的特殊“基因”，使中国人遇到事情，经常在别人（特别是欧洲人）没有感觉的地方，无师自通地找到互联网的感觉。现在流行用“互联网思维”来形容这种感觉，既有点沾边，又不太沾边。我的独特发现是，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其实与《论语》的感觉，具有同一种味道。道可道，非常道。要描述这种味道，用理科的语言很困难，于是就用学习《论语》写感想这种形式，与大家一起体味这种说不出的“互联网味道”。

“泰伯第八”一共有21段，主要从礼的角度，谈为人处事的分寸，以日常生活视角解释仁的原则、中庸的尺度。应注意其中的“中国味道”，要点是不要把仁理解成普遍理性，那样就读成西方味的了，要分出普世价值背后东西方文化基因的不同。

由于篇幅有限，对《论语》不做中学水平的说文解字，直奔实质内容。

远近之序：邻接矩阵的结构特征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曾子有疾，孟敬子问知。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中西方思维基因的不同，用罗姆巴赫的概念表述，是体系（宏大叙事）与结构（日常微细）的不同。前现代的《论语》和后现代的路由器，都具有“结构”特质，而与西方工业化思维的“体系”截然有别。王国维以后的国学，变了味道，用西方体系的思维解读儒学，失了结构的味道（而互联网思维的味道恰在这种结构中）。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这句话简直亮瞎了。西方工业化思维以形而上的体系为特质，谈博爱时，不仅不会“笃于亲”，而且强调背离亲。上帝比爹妈重要。究其实质，理是一种“体系”；而从《论语》或路由器原理角度看，理是情理，情通于亲。情理相当于是理在毛细血管水平的结构化。“亲”在代数图论中，就是结构中的邻接矩阵。英国人为什么对互联网没感觉呢？因为他们注意不到像微信这样的邻接矩阵结构，对于人际互联互通的极端重要性。因此WEB虽是英国人提出，但收获的却是腾讯。我与腾讯的司晓到牛津大学跟他们讲，他们还听不懂。基因不同，导致思维难以沟通。孔子强调礼，西方人大脑皮层反映的马上是order这个词。礼当然是一种order，但比order多了结构这一内涵。无论是让（“恭”、“慎”），还是争（“勇”、“直”），不是光有规则就完了，还须根据情境来把握分寸，过犹不及。而工业化思维难以理解“正确过头就不正确了”这样的思想。

曾参“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首要交待的，就是要人们明白远近之辨。以赚钱来说，工业化只理解市场这一种“体系”，市场就是不区分远近之辨的结构，生人与熟人一个样；而中国人搞网络，本质是市场的推广，把体系变成了结构，即在市场中内嵌了远近之辨结构，这就不再是市场，而是网络了。欧洲玩市场，中美玩网络，结果中美把欧洲玩死了。这就是互联网20年商业的极简概括。这里大段大段的曾参语录，讲的全是远近之辨，它相当于对启蒙理性的挑战书，极言理的相对性。看能否治理天下（远），先看能否托六尺之孤（近）；看能否任重道远（远），先看时空上能否“近”之（“己任”、己行）。孔子说得更绝，把让天下这种远，当作近（“德”，决定权力继承的血缘邻接关系）的极端参照系。

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典型地代表了一种前后现代独有的结构意识。我们用社会网络分析（SNA）的语言“翻译”一下。兴于《诗》，相当于随机网络，是结构的自发状态；立于礼，相当于规则网络，是结构的自为状态；成于乐，相当于无标度网络，它是随机自发与规则演进的结合。欧洲思维不通互联网思维的要害，在于把WEB机械地理解为一种规则，但没有融入“乐”这种爆款状态，有体系而无结构。而中美一再琢磨爆款，终于钻进结构洞（structural hole）爆了款。

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被人长期误解。从社会路由原理来解，实际在谈群众路线。在这里，“民”相当于群众（分布式节点），是相对于“人”，即人民（中心节点）来说的。孔子的话翻译成现在的话，实际在说，互联网要坚持群众路线，要顺其自然（关注当下、此在），而不要拿人民的标准去要求群众（脱离当下、此在，只谈根本、长远）。这也可以当作对工业化“体系”思维（只顾中心，不顾节点）的一种批评，本意是强调为政要亲近日常生活，面向日常生活（邻接百姓地气）进行治理；而群众不必关心政治（那是人民的事）。

复杂性结构：不同于体系之处在于情境化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这里的亮点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当作一句俗语，大家都明白。但它实际体现了一种更深的思维模式，正好可以显现出体系思维与结构思维的不同。政，可以广义理解为系统（诸如“普遍真理”）；位，可以广义理解为系统的条件（诸如“具体实际”）。体系思维（笛卡尔理性）的特点是，只要真理普遍，一定放之四海皆准，就不必讲条件。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硬上（比如在中东，把一种体系硬安在不同的位上，结果出了恐怖主义的反弹）。结构思维的特点在于，做决定，要把政（系统）与位（环境）一体化来考虑。根据“位”这个上下文条件，决定加以变通后的政是什么（例如强调某某特色的某某道路）。

具体到做事上，孔子主张“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不是说真理在手，哪怕上刀山下火海，火烧油烹（如伽里略殉难），都要硬干。而是强调根据不同条件——对网络来说就是要根据不同的邻接矩阵形式——以不同形式把道走通。路由器也是这样，关键是通达，此处不通，绕着走，同样能走通。

反过来说，如果一味只求正确，却不符合实际，最大的担心是言行不一，表里不一，也就是“狂”、“侗”、“倥”，总之都是真理一旦过头，就难以做到实事求是。路由器如果不实，就会带来断网之痛，遇到挫折要有水银泻地一般的灵活，痛则不通，通则不痛。人不能只有动脉静脉，还要有毛细血管，结构就是有毛细血管的体系。犹如微信是有毛细血管的管道。三大运营商搞不通的，就是互联网的毛细血管。

治理之道：以身作则，则天惠民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孔子认为治理的最高境界是“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把分享经济的原则——“使用而非拥有”——运用于天下，所谓“天下为公”。这里的“有”对应ownership ，“与”对应accesse。值得高度注意的是，天下为公的公，说的不是拥有上的公（公有），而是使用（参与）上的公（公用）。是说，舜禹拥有（“有”，ownership）天下，但在使用资源（“与”，accesse）上让天下尽量参与其中（“不与”是说不是只给自己使用，不是只有自家人才能参与）。

在孔子看来，至德在于以身作则（如“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体系的观念是把规则成文化（制度化）、非人格化，因此没有以身作则一说（比如把克林顿搞女人与治国当两回事）。而结构的思维是反其道行之，将规则“邻接”在结构中的节点（具体的身体）上力行，不使规则脱离肉身（变成口号）。

这里说的是尧舜禹（喻网络中心）以身作则，但对孔子的整体思想而言，是君子（哪怕不在其位，处于分布式的节点上）也都要以身作则。没有抽象的规则，只有通过人的行为确认的规则；同时，仁这种“则”具有标度不变性，在身、家、国、天下不同层次都是全息一致的。人要获得自由，必须以具体行为塑造与践行规则，规则也须贴近日常生活情境，与时俱进，这是路由原理的精髓所在。

《论语》讲为人处事，现在互联网如果光想处事，不讲为人，就会找不到感觉，处事也处不好。处事好，可以上排行榜。但要呆得住，就要讲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