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泰伯第八”的路由原理

2017-06-20 eNet&Ci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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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由原理系列发表以来,一些朋友不解把《论语》与互联网拉扯在一起是何意。其实想法很简单。经过多年观察,发现中国互联网的成功,有某种中国特质的因素在其中起作用。由于不同于美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的特殊“基因”,使中国人遇到事情,经常在别人(特别是欧洲人)没有感觉的地方,无师自通地找到互联网的感觉。现在流行用“互联网思维”来形容这种感觉,既有点沾边,又不太沾边。我的独特发现是,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其实与《论语》的感觉,具有同一种味道。道可道,非常道。要描述这种味道,用理科的语言很困难,于是就用学习《论语》写感想这种形式,与大家一起体味这种说不出的“互联网味道”。

“泰伯第八”一共有21段,主要从礼的角度,谈为人处事的分寸,以日常生活视角解释仁的原则、中庸的尺度。应注意其中的“中国味道”,要点是不要把仁理解成普遍理性,那样就读成西方味的了,要分出普世价值背后东西方文化基因的不同。

由于篇幅有限,对《论语》不做中学水平的说文解字,直奔实质内容。

远近之序:邻接矩阵的结构特征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曾子有疾,孟敬子问知。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中西方思维基因的不同,用罗姆巴赫的概念表述,是体系(宏大叙事)与结构(日常微细)的不同。前现代的《论语》和后现代的路由器,都具有“结构”特质,而与西方工业化思维的“体系”截然有别。王国维以后的国学,变了味道,用西方体系的思维解读儒学,失了结构的味道(而互联网思维的味道恰在这种结构中)。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这句话简直亮瞎了。西方工业化思维以形而上的体系为特质,谈博爱时,不仅不会“笃于亲”,而且强调背离亲。上帝比爹妈重要。究其实质,理是一种“体系”;而从《论语》或路由器原理角度看,理是情理,情通于亲。情理相当于是理在毛细血管水平的结构化。“亲”在代数图论中,就是结构中的邻接矩阵。英国人为什么对互联网没感觉呢?因为他们注意不到像微信这样的邻接矩阵结构,对于人际互联互通的极端重要性。因此WEB虽是英国人提出,但收获的却是腾讯。我与腾讯的司晓到牛津大学跟他们讲,他们还听不懂。基因不同,导致思维难以沟通。孔子强调礼,西方人大脑皮层反映的马上是order这个词。礼当然是一种order,但比order多了结构这一内涵。无论是让(“恭”、“慎”),还是争(“勇”、“直”),不是光有规则就完了,还须根据情境来把握分寸,过犹不及。而工业化思维难以理解“正确过头就不正确了”这样的思想。

曾参“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首要交待的,就是要人们明白远近之辨。以赚钱来说,工业化只理解市场这一种“体系”,市场就是不区分远近之辨的结构,生人与熟人一个样;而中国人搞网络,本质是市场的推广,把体系变成了结构,即在市场中内嵌了远近之辨结构,这就不再是市场,而是网络了。欧洲玩市场,中美玩网络,结果中美把欧洲玩死了。这就是互联网20年商业的极简概括。这里大段大段的曾参语录,讲的全是远近之辨,它相当于对启蒙理性的挑战书,极言理的相对性。看能否治理天下(远),先看能否托六尺之孤(近);看能否任重道远(远),先看时空上能否“近”之(“己任”、己行)。孔子说得更绝,把让天下这种远,当作近(“德”,决定权力继承的血缘邻接关系)的极端参照系。

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典型地代表了一种前后现代独有的结构意识。我们用社会网络分析(SNA)的语言“翻译”一下。兴于《诗》,相当于随机网络,是结构的自发状态;立于礼,相当于规则网络,是结构的自为状态;成于乐,相当于无标度网络,它是随机自发与规则演进的结合。欧洲思维不通互联网思维的要害,在于把WEB机械地理解为一种规则,但没有融入“乐”这种爆款状态,有体系而无结构。而中美一再琢磨爆款,终于钻进结构洞(structural hole)爆了款。

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被人长期误解。从社会路由原理来解,实际在谈群众路线。在这里,“民”相当于群众(分布式节点),是相对于“人”,即人民(中心节点)来说的。孔子的话翻译成现在的话,实际在说,互联网要坚持群众路线,要顺其自然(关注当下、此在),而不要拿人民的标准去要求群众(脱离当下、此在,只谈根本、长远)。这也可以当作对工业化“体系”思维(只顾中心,不顾节点)的一种批评,本意是强调为政要亲近日常生活,面向日常生活(邻接百姓地气)进行治理;而群众不必关心政治(那是人民的事)。

复杂性结构:不同于体系之处在于情境化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这里的亮点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当作一句俗语,大家都明白。但它实际体现了一种更深的思维模式,正好可以显现出体系思维与结构思维的不同。政,可以广义理解为系统(诸如“普遍真理”);位,可以广义理解为系统的条件(诸如“具体实际”)。体系思维(笛卡尔理性)的特点是,只要真理普遍,一定放之四海皆准,就不必讲条件。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硬上(比如在中东,把一种体系硬安在不同的位上,结果出了恐怖主义的反弹)。结构思维的特点在于,做决定,要把政(系统)与位(环境)一体化来考虑。根据“位”这个上下文条件,决定加以变通后的政是什么(例如强调某某特色的某某道路)。

具体到做事上,孔子主张“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不是说真理在手,哪怕上刀山下火海,火烧油烹(如伽里略殉难),都要硬干。而是强调根据不同条件——对网络来说就是要根据不同的邻接矩阵形式——以不同形式把道走通。路由器也是这样,关键是通达,此处不通,绕着走,同样能走通。

反过来说,如果一味只求正确,却不符合实际,最大的担心是言行不一,表里不一,也就是“狂”、“侗”、“倥”,总之都是真理一旦过头,就难以做到实事求是。路由器如果不实,就会带来断网之痛,遇到挫折要有水银泻地一般的灵活,痛则不通,通则不痛。人不能只有动脉静脉,还要有毛细血管,结构就是有毛细血管的体系。犹如微信是有毛细血管的管道。三大运营商搞不通的,就是互联网的毛细血管。

治理之道:以身作则,则天惠民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孔子认为治理的最高境界是“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把分享经济的原则——“使用而非拥有”——运用于天下,所谓“天下为公”。这里的“有”对应ownership ,“与”对应accesse。值得高度注意的是,天下为公的公,说的不是拥有上的公(公有),而是使用(参与)上的公(公用)。是说,舜禹拥有(“有”,ownership)天下,但在使用资源(“与”,accesse)上让天下尽量参与其中(“不与”是说不是只给自己使用,不是只有自家人才能参与)。

在孔子看来,至德在于以身作则(如“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体系的观念是把规则成文化(制度化)、非人格化,因此没有以身作则一说(比如把克林顿搞女人与治国当两回事)。而结构的思维是反其道行之,将规则“邻接”在结构中的节点(具体的身体)上力行,不使规则脱离肉身(变成口号)。

这里说的是尧舜禹(喻网络中心)以身作则,但对孔子的整体思想而言,是君子(哪怕不在其位,处于分布式的节点上)也都要以身作则。没有抽象的规则,只有通过人的行为确认的规则;同时,仁这种“则”具有标度不变性,在身、家、国、天下不同层次都是全息一致的。人要获得自由,必须以具体行为塑造与践行规则,规则也须贴近日常生活情境,与时俱进,这是路由原理的精髓所在。

《论语》讲为人处事,现在互联网如果光想处事,不讲为人,就会找不到感觉,处事也处不好。处事好,可以上排行榜。但要呆得住,就要讲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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