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论短长

2017-03-16 14:34:03 eNet&Ci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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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中国互联网思想者大会”在798厂举办,会场本身是包豪斯风格的艺术品,令人像是走进了苏格拉底的哲学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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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中国互联网思想者大会”在798厂举办,会场本身是包豪斯风格的艺术品,令人像是走进了苏格拉底的哲学剧场。与互联网的无厘头和碎片化如出一辙,这次会议也没什么主题,论者即兴碰撞出火花,令人恍然回到了20年前小汤山夜话互联网的纯真岁月。20年前的参加者只剩下张树新、胡泳和我,令人感慨,时间有时很长,有时又很短,就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说的。

我参加的对话叫“重塑史观”,说实在的,我不是历史学家,对历史没有专业研究,遑论史观。赶鸭子上架,只能谈一谈三次浪潮,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信息文明,正反合三段论、否定之否定等等。

本来以为是老生常谈,没想到竟然在现场激发出火花。我们这一场的高潮出现在最后几分钟,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董洁林教授,忽然对我的核心观点进行反驳。我回应到半截,分论坛就以断电形式中止,转入段永朝的总结发言了。因此这里补充一下未展开的话。

我认为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之间是革命的关系,认为二者有本质区别。董教授却直言,她看不出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之间有什么实质区别,二者是一回事,谈不上革命,只不过是延续。她认为当前的信息技术创新只不过是小创新,比古代的语言、文字等大的“信息技术”,在创新上是一代不如一代。我承认语言是一种 “信息技术”,但认为古代的信息并不处于文明(包括社会、生产)的核心,核心只不过是生存需求。而信息革命背后,是人的自我实现的高级需求,在驱动创新,表现为人们肯为个性化、差异化等买单,而不再是生存、发展。满足高级需求的创新,比满足低级需求的创新,是更伟大、更难的创新。 

但董教授更惊人的观点是另一个。我认为区分新旧文明,有体用、本末之别。当代只是在用(应用)的层面、末的层面认同信息文明,而对于体(体系 )、本(根本)的认知,要到儿子、孙子都老死以后,才有条件达成共识。谁知董教授来了一句,在她看来,互联网再有十年就过去了,恐怕用不着我说的儿孙辈来认识。

说实在的,我很佩服董教授,她让我想起董小姐,即与雷军争论新旧经济的董明珠。在互联网如日中天的当下,尤其在互联网思想者大会上,敢说互联网的寿命只有十年了,如果不是张嘴就来,是需要极大勇气的。这令我想到2012年12月13日,王健林对马云说:“2020年,10年后,如果电商在中国零售市场,整个大零售市场份额占50%,我给他一个亿,如果没到他还我一个亿。”现在看来,王健林已经没有赢的希望了。

董教授与王健林都谈到十年这个时间概念。我马上回想,十年前,我在干什么,或者说,在预测什么,结果如何呢?回家后,我查阅到,十年前的同一天,我在写一篇叫《“魅客”说》的文章(2007年2月20日发表)。文章幻想,中国未来会出现一种叫maker的人。当时给这种人的画像,原文是:“ I am my own creation,I am, self-made”。多少年后,人们把maker用进口方式带到中国,译为创客(就是我音译为魅客的maker)。十年后回望,创客的梦想没有一风吹,而已在全世界漫山遍野地茁壮了,盛开了。

我又在想二十年前(1997年)的此刻,我们互联网人在想什么,想的事情今天来看是否离谱。正好,大会开始前,我与张树新一起吃饭,我们共同重温她二十年前的名言:“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当年的浪漫,已经部分地变成了现实。但现在有必要继续设问:中国人思想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前两万五千里。这正是哲学剧场“向时代提问”的现成问题。 

在798厂,我还见到梁春晓。信了他一直跟我说的,新的观点战胜旧的观点,不是通过说服,而是持旧观点的人退休了,而新一代从来没有听说过旧观点。这样,人类的观念就更新了。但愿如此吧。思想的时间尺度,说不定还真是姓爱因斯坦。

责任编辑/姜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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