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对外公布。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行业的评价，那就是：网约车新政好。我8月3日在北京大学朗润园“暂行办法”讨论会上，具体谈了八点好的理由，在此展开一谈： 第一，暂行办法是最大公约数的产物。 最大公约数是刘小明提出的，办法要形成共识，做到非常不容易。暂行办法让我想起了农村改革的1号文件。同样有那么多难题，那么多分歧，但信息化改革与农村改革一样，抓住主要矛盾，一切迎刃而解。主要矛盾是什么？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只要抓住增量，在做大蛋糕中分蛋糕，就不会陷入俄式、美式的困境。 这次共识能达成，我认为最主要归功于决策者当初确定的增量改革思路。在网约车问题上，与世界各国拖泥带水的磨叽劲形成鲜明反差，我们有可以快刀斩乱麻决断问题、解决难题的领导力。 第二，暂行办法最大亮点，明确了网约车合法地位。 在我看来，暂行办法全文其实就两字：允许。杜润生当年就这样教我读文件，说农村改革1号文件就两字“允许”。 为什么经过短短十个月，政策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变化。与当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非法到合法的过程一样，经历了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伟大创造，与自上而下的正确决策结合的过程；这次比上次加了一样更势不可挡的力量——先进的信息生产力的作用。 什么打车难，什么份子钱，什么都不改才最难。十个月！我们已经好久没有感受到中国改革发展如此势如破竹的一幕。我真为生活在中国感到高兴，否则改出租车还要向天再借五百年。 第三，暂行办法有利于互联网+发展，对互联网+各行各业发展具有普遍意义。 国家推进互联网+新业态的行动意志，在互联网+交通上，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互联网+交通看到曙光了，那些不肯与互联网加到一起去的X们，必须正视“残阳如血”。 长期以来，一听来自“互联网+X”中X部门制定的“新规”，互联网人头皮就发麻。这是先进生产力遇到落后的生产关系时，有理讲不清那种感觉。这回，把网约车单归一类管理，是一个只有中国人的聪明脑袋才想得出来的创造。私家车改头换面，就纳进去了；兼业的情况变通变通，也就过了。官员变得更实事求是，我们只会更尊重他。因此，我们不再叫它新规，而改叫新政，表明互联网人对正确政策的欢迎态度和努力配合。 第四，暂行办法指出网约车高品质、差异化的发展方向是高招。 我个人出于自己的某些行业判断，从第一天起就极力支持“高品质服务、差异化经营”这个原则。这涉及增量的出口问题。没有这个出口，下场将是补贴休克。 我明确反对优步的商业模式，主要是我从它后台看不到“高品质服务、差异化经营”的希望。优步在中国活得已经超出我的“计划”，而多活的这段没有任何意义。我希望滴滴与他不一样，除了代步这个基础业务外，要在代步平台上，发展延伸到生活各方面的增值服务，以尽早替代价格竞争。最不希望价格战再打下去。 要我说，不等政府提倡，企业自己就要主动去实现“高品质服务、差异化经营”，不是为了政府，而是为了自己。在答记者问时，周其仁把最后一个关于互联网商业模式的问题转给我，让我答。我对那位记者说，价格补贴只是暂时现象。互联网有个规律，平台免费，增值收费。所有上市公司概莫能外。现在看到的是滴滴上市前，怎么能推断他上市后不推增值业务。我认为，“高品质服务、差异化经营”只有通过增值业务才能实现。 第五，暂行办法顺应了政府管平台，平台管个体的治理趋势。 暂行办法赋予平台很大的管理权利，网约车平台公司不仅仅提供信息撮合匹配服务，还直接组织车辆运营、分配工作任务、确定服务价格、制定服务标准、决定收益分配、实施驾驶员管理和服务评价等。 平台主体地位不明，是互联网平台发展遇到的普遍问题。例如，在电子商务中曾出现这样的现象，有关部门不是和平台一起打击假冒伪劣，而是把平台与假冒伪劣当作同一个主体来打击。这不符合政府与社会力量协同治理的方针。 平台企业与个体户不一样，具有社会企业特征。“社会”这两个字，就意味着社会责任。资本比政府更怕出事，他承担社会责任具有一定自愿性。如果把他有时看管不周，当作有意犯坏，就把本来可以调动的积极性伤害了。政府主要帮助平台按自己的“社会企业”定位做，就等于帮自己。政府管平台，平台管企业，可以形成合力治理市场失灵。 第六，暂行办法给予各地方政府实事求处理出租车与网约车关系的空间。 作为一个突出特色，暂行办法给了各地方政府以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谈不上是权力下放，只是各地方情况千差万别，需要由各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在国家改革的总体框架内制定本地落地方案。下一步各地认清“互联网+”的大势所趋，沿着分享经济的方向调整出租车与网约车的关系，成为当务之急。 对下一步地方政府的走势，学者有两类看法，一类以周汉华为代表，相信地方政府会走在网约车改革的前面。因为好处是非常明显的，网约车改革搞得好，打车的老百姓满意度就高，说明这个地方的执政水平高。而且从以往经验看，地方积极性一旦被调动起来，改革热情、改革活力都要高于自上而下统一布置。也有许多学者担心，上边不作统一规定，地方政府会不会成为网约车改革的阻力。 我的看法是，事物新陈代谢总有自己规律，有的地方陈年老酒积累得多一些，有的地方新生事物长得快一些，应该有所差别，但总的方向是要向前看的。7月27日刚出台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已明确了信息化的先导、驱动定位，地方政府恐怕不应在先导、驱动的方向朝哪边上犯错误。 第七，暂行办法有利于推动出租车改革。 这次与暂行办法同时发布的还有《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两个文件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暂行办法有利于推动出租车改革，出租车改革也有利于推动约租车发展。一箭双雕。 据我所知，最初只是想搞出租车的指导意见。网约车的管理办法，与之并成一步走，是有人坚持后决定的。当时看来，这一步相当冒险，但事后看，这一步走对了。试想，如果没有网约车在旁刺激，要改出租车行业，谈何容易。当年要是没有包产到户在旁作比较，人民公社也不会一下就改过来。 暂行办法征求意见以来，来自实践的网约车之汹涌，来自舆论的民意之汹涌（已不能简单用资本操纵来说明了），客观上为政府改革出租车行业的努力，助了一臂之力。改革有时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这一次，老百姓、互联网、商业、资本、学者、国家都想到一起去了。份子钱那点能量，就有点顶不住了。中国其它垄断事业的改革，何时能聚起这样的势，改革就不像多年来以为的那样难了。车不走，人一推不就走了吗。 第八，支持平台化发展，反映互联网+业态的要求。 我个人针对互联网多年发展，总结出“新垄断竞争市场结构”理论。认为“平台自然垄断+增值应用完全竞争”是中国互联网关键成功经验。反平台自然垄断，是祸国殃民，不仅会赔上夫人（平台），还会折了兵（严重降低本可分摊固定成本的应用的竞争效率）。暂行办法删掉“不应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改为反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我替子孙八辈，谢谢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