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先生近日发表《这一次市场会战胜儒家》，我的观点与之正好相反。这篇文章如果发表在300年前，观点会是正确的。因为那时的“这一次”是工业化。但300年后的“这一次”是网络化。在网络化条件下，我认为“这一次儒家会战胜市场”。理由很简单，网络是比市场更有效的资源配置体系，儒家正好是网络体系。技术网络一旦叠加在人际网络上，网络儒家可能战胜非网络化的市场。在现实中，中国互联网经济的成功，直接证伪了陈先生的判断。 陈先生的经济学，大抵是工业化的经济学。从信息化的新经济立场上看，应读如旧经济学，或“上一次”经济学。上一次经济学与这一次经济学一个核心的不同，就是资源配置机制的重心不同。上一次的资源配置机制，是非网络的机制，简称市场机制；这一次的资源配置机制，是互联网的机制，又称网络机制。 市场机制与网络机制最大的不同在于结构不同，前者是中心化结构，后者是分布式结构。前者的中心，是价格，利用价格（List Price，列表价格）大而化之地配置资源；后者则通过信息，进行情境定价（Contextual Pricing），一对一精准配置资源。市场机制为非精准机制，网络为精准机制。谁会战胜谁呢？当然是精准的，战胜不精准的。最近20年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经济，对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市场经济，正形成横扫之势。说明精准配置资源，正成为世界潮流所向。这与导弹向精确制导方向发展，是同一个趋势。 再说儒家。它与网络是什么关系呢？众所周知，儒家主张的是人际网络，是人与人关系上的网络关系（详见我写的《<论语>的路由器原理》）；互联网是技术网络，是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网络关系。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人与人的关系结合起来，我们称之为生产方式。当儒家不是与互联网技术结合，而与猪马牛羊结合，生产方式只是小农经济的时候，陈先生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工业经济必然战胜小农经济。原因是高效率地将分布在各个角落的供求信息向全局最优价格收敛的市场，一定会战胜只凭熟人关系运作的自然经济关系网络。但如果陈先生的意思是这个的话，最好把标题改为“上一次市场会战胜儒家”，那就完美无缺了。 但“这一次”不同，市场不仅不会战胜儒家，而且会输得很惨。我观察互联网已近20年，最近在想一个问题，中国按说各方面条件都不如欧洲，但互联网经济为什么发展得比欧洲好。好的标志是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几乎完全被中国和美国平分，欧洲一个都没有。我去欧洲各国看，也没发现他们未来十年会有翻身的迹象。中国互联网为什么成功了20年，这是一个可以同“中国经济为什么成功了30年”一个级别的世界之谜。我在牛津大学与他们的互联网专家探讨的时候，摆明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中国与英国之间，就差了一个儒家。英国没有儒家文化，所以虽然英国出了伯纳斯·李，但不能有效地把网络技术转化为网络经济。例证正好由其他学者关于微信红包的实证研究所提供。 我希望陈先生静心想一想，微信红包的元模式，是不是与儒家的元模式，有很大相似性？我常常拿这种现象与成吉思汗的成功作比。成吉思汗的技术模式（马术）与经济模式（放牧）高度一致，因此它的“平时-战时”转换成本为零。而汉族的农耕模式要转化为作战模式，转换成本巨大。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所谓“买东西”。 网络经济也是这样，儒家给中国人带来一个与小世界网络（拓扑网络）同构的人际关系网文化，它与伯纳斯·李倡导的WEB，简单神似到骨髓里去了。以致中国人在把网络技术转化为日常的生产、生活时，就像成吉思汗切换平战模式时一样，不用任何成本。中国人搞网络经济，就像他平时交友，根本不需要任何老师教，包括不需要美国老师教，美国老师也不会这个。但在实战中，儒家的东西是起实际作用的。陈先生认为，“由于手机以及互联网普及”，推动儒家主张的愿望“跟新的现实是完全不兼容的”。以我的互联网从业经历来说，这完全不是事实。儒家交往之道与微信交往之道，就完全兼容，甚至可以说就是一回事。都是熟人找熟人，通过熟人把生人变熟人。陈先生把儒家与互联网的关系完全判断反了。 陈先生认为，“中国儒家文化的盛行可能会抑制金融市场的发展。”这可能是确实的，但不一定是一种退步。互联网的信息交流，是一种比金融市场更好的适应分布式条件下一对一资源配置的方式。金融市场比儒家小农经济配置资源固然效率高，但比互联网却要低许多。原美国金融学会主席默顿·米勒曾这样概括金融市场的本质：“实质上，交易活动是散落(必然如此)在整个经济中各独立部分的经济信息相互聚集乃至最终融为一体过程中的一部分。交易利润可以理解为某种‘贿赂’，社会用它来刺激人们广泛收集分散的供求信息，并最终将其融为一体。”这是优点也是弱点，金融市场的弱点在于必须把信息在中心化的结构里“融为一体”，形成统一价格。儒家文化一旦与互联网结合，可能不是这样的路子，而是类似区块链和情境定价这个方向的路子，从而使短距联接由低效变为高效，进而证明网络有效性，要优于金融市场上的“市场有效性”。客观说，金融市场在确定全局最优上有优势，但网络市场对于确定情境最优有优势。“这一次”的经济不是越来越集中，而是越来越分散，因此情境定价的网络，会战胜集中定价的市场。 在有限篇幅里，可以把问题的核心归结到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结构差异上。市场是生人关系（一点对多点）；儒家与互联网都有赖于熟人关系（点对点路由链接）。在工业时代，熟人关系当然不如生人关系效率高。陈志武关于这方面的立论我赞同。但在信息化时代，情况正好反转。远的不说，就以陈先生的近邻Martin Nowak来说。我在哈佛听过他的课，他提的直接互惠机制，就是一种熟人机制。当两个个体再次碰面的概率高于无私行为的成本收益比时，直接互惠就能引领合作的进化。他说这是“现代化的一种机制，就是说我帮助你，然后别人来帮助我”。这不就是儒家学说吗。对病毒和谣言传播的实证研究表明，小世界网络在拓扑网络中进行最短路径优先（OSPF）的点对点（相当于熟人）通信，效率要高于一点对多点（相当于生人）的广播网络。道理很简单，以微信来说，一个人微信通信录上有200人，谣言传四道，就是200的四次方，全国就传遍了。可见网络的威力。 陈先生有一个著名观点，“制造业的发展和服务业的发展对制度环境有着截然不同的要求。”言下之意是服务业是人与人打交道，中国人与人打交道的交易费用较高，因此发展不起来。这个道理对工业化适用，对互联网时代的服务业未必适用。因为算漏了熟人网络的另一面的效率，熟人网络相当于用一系列的短期契约替代一个长期契约，通过熟人特有的信任，使缔约交易成本为0。算总账，可能比生人网络交易成本更低。互联网一旦与中国儒家文化产生化学反应，会导致服务业走上这样一条与美国不同的路。中国近年服务业骤然加速，已经超过制造业；互联网支撑服务业更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这些事实都不支持陈先生的论断。 在我看来，经过互联网加强的儒家，会比市场更有效。除非新儒家像陈先生批评的那样不开窍，拒绝与互联网同构。而陈先生算漏了网络比市场配置资源更精准、效率更高这一点。深究分歧的实质，在于对时代特征的把握不同。“这一次”是哪一次？互联网才是“这一次”的时代特征所在；而陈先生的“这一次”则是永远的工业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