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新经济的时代特征 一代人有一代的新经济。百年来的各版“新经济”各有不同，2016年所说的新经济，应有特别的时代特征。个人以为，在新经济的定义中，应注意这样的实质性的背景和动向： 第一，技术革命正向产业革命深化。自上世界末兴起的ICT革命仅是技术革命，新经济是其深化。凯文·凯利在《新规则，新经济》中提出了基于互联网时代的经济运行十个新规则。强调的不是新技术，而是新规则。当前的互联网新经济，重心更从电子，转向商务，是一场产业革命。第二，工业革命中，技术革命发端于英国，产业革命结果于美国。在信息革命中，技术革命发端于美国，中国要争取在产业革命中结果（而不是以拿技术第一奖状为目的），要高度注重新规则。 不扣细节，我以为有实质内容的新经济应含以下实质性内容要点： 第一，新经济是质量经济。十三五初步甚至基本形成新经济的格局，实践含义是从GDP主导增长转向质量主导的增长与发展，补充GDP目标的，应是“民生（灵活就业）-财政”双增（国强民富）；理论含义是从质量不经济转向质量经济，即标志差异化的AC-MC从短期均衡视为内生差异化的帕累托最优。 第二，新经济以服务化为主导，以产业化为基础。3月16日，克强总理讲话中提及的新经济，可以概括为一二三产的服务化，而改变了以（GDP导向的）产业化定义经济的惯例。对应的基础理论问题，在于对效率的重新审视。李杨认为质量的核心是效率。我建议细化为，区分多样化效率（质量的效率）与专业化效率（数量的效率），分别寻找对策。 第三，新经济是新的经济稳定机制。应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结合角度理解新经济。虚拟经济分为信息经济（以信息对称方式实现稳定）与金融经济（以信息不对称方式实现稳定），应高度警惕金融虚拟经济中影子银行与银行影子背离实体经济的倾向，对策是通过信息应用，创造发挥网络配置资源主导作用（例如鼓励区块链与滴米类的创新），从信息越不对称越稳定的机制（市场机制），转向信息越对称越稳定的机制（网络机制）。 认识中国新经济的内涵 不同于强调信息技术、信息技术产业的单纯技术定义，“技术-经济”型的新经济定义，应增加以下内涵： 第一，强调新的增长动力。要从以投资为主导的增长动力向以消费为主导的增长动力的转变。 个人进一步建议，内涵上借鉴费尔普斯“经济增长的黄金率”，即内生消费确定投资的自然率。将居民初次分配、居民收入、灵活就业，内生进GDP机制，克服动员储蓄冲动，从强制储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转向支持大众创新的新垄断竞争经济。 第二，强调新的动力机制。从以政府为主导的增长机制，向以市场为主导的增长机制的转变。也包括更加强调创新、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个人进一步建议，要在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之外，发挥网络配置资源与利益分配的作用。 新经济还应包含分享的分配机制，强调通过分享经济，在一次分配中使双创人员得到机会公平。（参见姜奇平：分享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及其政策含义，中国信息化，2016-04-10） 第三，强调新的经济结构。从以工业为主向以服务业为主的转变，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 个人进一步建议，在吴敬链先生“ ICT革命是一个‘服务业的故事’”命题基础上，扩展为“ICT革命是一个服务化的故事 ”（指包括一二三产在内的整个国民都主要通过服务创造价值，解决转型升级获取高附加值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出“主导”概念：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期。个人建议，可以把主导问题进一步明确化，如信息化为主导，工农业为基础；或服务化为主导，产业化为基础。 扩展中国新经济的外延 中国与发达国家不同，导致新经济外延不同。中国产业化产能过剩，而服务化发展不足；发达国家服务化产能过剩，而产业化发展不足（空心化）。中国新经济的外延，应特别考虑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如何增长这一周期性因素。除学术定义外，建议补充以下两点： 一是嵌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涉及的外延。包括三个方面：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创新能力，实现经济结构调整（杨瑞龙观点）。 二是嵌入新理念产业所涉及的外延，包括三个方面：新兴服务业和新业态（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以及电子商务等）；一产中的农业服务化（建议修正农业产业化政策为“服务化带动产业化，产业化促进服务化”）与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以制造业服务化为主导的智能制造（而非跟随工业4.0）。 扬长避短走出中国新经济的新路 1）要处理好应用与发展的关系，发挥中国在产业革命中的市场主导优势。 中国应抓住为新常态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的契机，明确迎接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国家战略。个人认为，“抓应用，促发展”方针，对当下极具借鉴意义。 抓应用促发展，当前强调在产业革命中，发挥本地市场的主导作用。包括，以市场优势缔造平台国家优势（如果增加10个阿里巴巴，等于中国增加10个苏格兰）；以市场立标准（如4G标准由消费地决定）。 抓应用促发展，不等于忽视技术和技术产业发展，而旨在发挥中国不同于美国德国的比较优势，在弯道超车中扬长补短。个人主张，对技术创新，应区分平行追赶阶段战略与超车阶段战略的不同。在平行追赶发力阶段，应发挥国家竞争优势。 在发挥市场主导优势方面，强烈建议以平台（支撑服务）为核心抓手。占领未来发展制高点的定位。 2）有效破解当前经济增长中面临的动力不足、结构失衡等深层次矛盾与问题，需要新思路。 中国与美国在产业革命中的位势不同，决定了侧重不同。中国需要采取有别于美国的思路。 一是以重化服务业作为产业化的新引擎。不赞成照搬美国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战略。不应把发展新动能片面理解为发展新的实体产业，中国经济当前主要矛盾是量与质形成反差，不能简单用更多的量来解决更高的质的问题，因此应明确：把服务化作为主要矛盾，带动产业化发展；在服务化中，进一步抓住支撑服务（相当于服务的“重工业”），发展重化服务业（平台业），使中国服务业尽早从小生产过渡到大生产（大规模定制）；通过重化服务平台，吸纳千万级就业，使这些劳动者转向创造性增值（如APP开发）。 二是实施信息替代战略。不赞同在金融深化思路指导下追随美国发展金融虚拟经济，而主张在服务化中，大胆绕过金融虚拟服务，用更多的信息虚拟服务，解决金融解决不了的为实体经济精准服务的问题（如有效降低小微贷成本，更好为中小企业服务）。大企业通过股市配置资源至少需要一周，通过网络配置资源可达到1微秒。华尔街倾向于把可以1微秒实现的透明化分散决策，拉长到资本市场，进行专业冗长的集中决策，使既得利益渔利。中国应抓住这一产业革命契机，超越被“大而不倒”的华尔街绑架的美国发展模式。为此，我主张对金融部门（如银监会）与信息部门重新划分事权，加大信息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决策权重，遏制金融部门背离实体经济的本位冲动，更好落实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