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苹果股价暴跌，创下5周以来最大跌幅，并拖累科技股全盘。引发股价波动的信息是：5月10日，北京市知识产权局作出一份《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决定书》，依据专利法规定，责令苹果公司停止销售、中复公司停止许诺销售和销售被控侵权产品。就此案反映的问题来说，我个人以为，对于在贸易与创新活动中运用专利政策的利弊，需慎重评估。 佰利100C的外观专利是在iPhone6上市前两个月才获得的。iPhone6一上市，佰利便发起外观侵权申诉。苹果公司曾向国家知识产权局请求宣告佰利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但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100C的轮廓和各部细节与市售产品都存在明显差异，驳回了苹果请求。北京市知识产权局认为，经过比对，苹果公司的iPhone 6和iPhone 6 Plus两款手机与佰利公司的“手机(100C)”虽存在一系列的差别，但均属于一般消费者难以注意到的微小差异，故应当认定二者无显著区别，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苹果公司和中复公司不服，日前，将北京知识产权局起诉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目前，法院已经立案。 从上述事实来看，所涉及的外观专利在iPhone6上市前两个月才获得，不免引人联想。iPhone6推出前，各种谍照已满天飞。如果有人想用专利阻击苹果，通过诉讼获利，使出类似手法，也完全说得通。华为实际上就遇到过来自美国的类似的专利阻击。阻击者并不是真要把专利转化为产品，而是将专利作为一种阻击工具，甚至是一种非贸易壁垒加以运用。我不反对在贸易战中，将专利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来使用。有人对华为不仁，就怨不得有人对苹果不义。从这个角度，我对国家知识产权局驳回苹果请求，不觉意外，也觉得合理。这件事的走向，将主要取决于国家间贸易实力的博弈。 但同样逻辑并不适合国内。应把专利在国际贸易政策中的运用与国内法律中的运用分开。从国内法律运用上，应坚持专利保护创新的本色，不鼓励拿专利当牌打的做法。如果佰利用同样理由诉的是华为或小米，我会表示反对。 我持这样的立场，有历史经验和教训作为根据。美国专利法的演化史告诉我们，专利制度本身有鼓励创新与阻碍创新双重性。搞得不好，鼓励创新的初衷会异化为妨碍创新的恶果。从经验看，二者有一个区分，真正的创新者专注于专利的“用”的收益，而打劫创新的人专注于拿专利当“牌”来打的收益。 美国专利法前50年，鼓励创新的作用发挥比较突出；但随着专利流氓的出现，导致用专利支持创新不如用专利打劫创新的怪现象，而且愈演愈烈。典型事例是，作为创新旗帜有SCO，沦落为以打劫创新为业。究其原因，在于专利制度立法有偏，利益不对称，专利自证清白的成本远高于“栽脏陷害”的成本。据亚当·杰夫和乔希·勒纳根据调查的分析：大型（风险超过2500万美元）专利侵权诉讼的辩护成本大约为200万美元~450万美元。对于风险低于100万美元的案件来说，成本为30万美元~75万美元，或者大约为有争议金额的一半。例如标的才300万美元，但Infineon公司自证清白却花了800万美元。Rambus公司对他进行专利打劫时，受害者还不如直接奉上300万划算。到了后来，打击对象越来越集中到创新大户身上，终于引发众怒。2007年9月7日，美众议院以225票赞成、175票反对通过了《美国专利改革法案》（Patent Reform Act），成为美国专利法55年来最全面的一次修正，才缓解了这个问题。 我国要避免重复美国的弯路。借鉴《美国专利改革法案》三方面的措施来平衡利益，一是建立“先申请制”，二是设立无效专利再审程序，三是降低赔偿金。此外，还要辅以两个方面的中国创新，一是引入专利调解机制；二是鼓励更先进的服务化机制（产品免费，按服务收费）。要避免把此案作为通则任意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