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与治理现代化，是最近人们谈论比较多的话题。我认为，单纯从形式上讲，往往不得要领，需要抓住实质。我认为实质在于“意义为先”。为此要打造人心工程。
　　一、意义为先的含义

1、把宗旨摆在做事第一位

依法治国，解决“不能”的问题。腐败是现象，但腐败成了规矩，就向“法”在危险地演化。这种“法”被称为潜规则。近年来，党内和社会上潜规则越来越盛行，实质是一些腐败官员借助工具价值的膨胀，以一己私利偷换治理体系中的意义，把为人民服务变成为他们自己服务，以他们的“法”僭越党纪国法。依法治国要确定的“不能”，就是不能让潜规则取代党纪国法，就是要用党纪国法清除潜规则，按规矩办事、按规矩用权。党纪国法就是要让为人民服务这个意义，全面为先，为先到“全心全意”的程度；制止官员个人利益为先。
　　治理现代化，要解决“能”的问题。仅解决“不能”还不够，因为，官员不腐败，但也不作为，甚至坚持“四风”，可能并不触犯法律，但人民群众仍难满意。要提高人民群众满意水平，还要进一步解决“能”的问题。
　　依法治国和治理现代化需要发挥官员的作用，但不能颠倒公仆与人民群众的位置关系，无论“能”，还是“不能”，都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摆在第一位，这是意义为先的第一重含义。
　　2、通过高能力，实现高满意

“意义为先”的第二重含义在于，应以信息化驱动工业化，充分发挥电子政务的作用，实现治理能力高水平的现代化。使治理现代化过程本身，变成群众满意工程。通过高能力，实现高满意。
　　治理现代化，既有工业化水平上的现代化，也有信息化水平上的现代化，对中国来说是治理的双重现代化。两次现代化从能力上看，主要区别在于为人民服务能力与为群众服务能力的差别。人民群众是一个整体，人民与群众不是对立关系，但在同一中又有差别，一般说人民，更侧重人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是同质化的、集中表现的利益；一般说群众，更侧重人的日常利益、眼前利益，是个性化的、分散表现的利益。通常说办实事，就是指为群众服务。相当于把为人民服务，深化为“为人人服务”。治理现代化要求在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上，进一步为群众办实事。
　　信息化水平上的治理现代化，是意义为先的治理现代化。互联网正发展为意义互联网。信息只是客体，意义才是主体。互联网将成为专业化的意义体系。整个信息化意义上的现代化过程，就是让价值专业化地与意义相校准的系统。也就是说，它要求治理体系聚焦于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这一意义点，设计体制机制，并加以实施，在贴近民众中，提高治理能力；它是工业化条件下官僚制的反向机制，不是以行政官僚自我为中心，不以科层扩大的方式疏远人民群众，强调从体制机制的根子上铲除“四风”。
　　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服务能力的高低。可以说，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最终决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人民群众满意的水平真正达到国际一流，治理现代化才算真正完成。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 四中全会要求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个简单的推论应该是，没有电子政务，就没有治理现代化。但现在人们对信息化在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高度，许多人还在18世纪至19世纪的水平上认识治理现代化。
　　工业化受社会化大生产这一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水平限制，更擅长满足的是同质化的共同利益。由于服务能力所限，针对群众的具体的、个性化需求办实事，只能是示范性的、顶多达到办一批惠民实事的水平。信息化在大规模定制（社会大生产+个性化定制的“小生产”）这一更高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水平下，可以在满足人民利益（一元化主导价值）的条件下，进一步满足群众利益（多元化主体价值）。
　　二、把治理现代化全过程当作群众满意工程

从意义的实现机制来看，如果把人民群众满意细分为人民满意与群众满意。人民满意的实质是同质化的价值认同（例如“端起饭碗吃饭”），群众满意更多是快乐不快乐、幸福不幸福这种异质性的情感上的认同（反例是“放下碗筷骂妈”）。“意义为先”的群众满意工程，着重要解决人民群众一般化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与个别化的局部利益、日常利益、眼前利益的统一。
　　群众满意工程常态化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受治理水平所限，政府往往为人民服务水平高，而为群众服务水平低，加之官僚主义使一些官员脱离群众，一些群众仅仅因为一些日常利益、眼前利益不能得到满足，而借日益普及的互联网释放戾气和不满情绪的现象十分突出。在国际竞争中，非常容易被那些在战略上更为重视“快乐不快乐、幸福不幸福”等意义建设的发达国家（如日本提出“国民酷”战略）所乘，出现大的安全隐患。
　　1、超越常规服务：“服务+自服务”机制

互联网时代信息化水平的治理现代化的特殊性，首先在于善于调动群众自服务，这是使为群众服务水平产生质的跃升的第一个关键。
　　如果把治理现代化本身当作群众满意工程，马上就会遇到一个现实的问题。许多干部习惯工业化，不习惯信息化，只会做集中的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不会做分散的为群众服务的工作。这成为制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长期瓶颈。
　　从智慧政府的趋势中可以观察到新的做法。智慧政府要求“超越常规服务”。其中新意在于，在强调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强调“公民既是公共服务的使用者，又是创造者”。在云服务中，这通常通过集中的云端与分散的终端之间的配合，实现公共服务与自我服务的结合。这启发我们，可以把为人民服务，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群众自服务结合起来，找到一条在高科技（如云计算、大数据）条件下提高为群众服务能力，使办实事达到普惠水平的新途径。各地在电子政务中涌现出的将政府服务与社会服务整合（如市民卡工程）、甚至与商业服务整合（如重庆合川APP）的经验，使为群众办实事，从个别示范，变成普遍的服务成为可能。
　　2、人人皆可为圣贤

互联网时代信息化水平的治理现代化的特殊性，其次在于明确群众的主体地位，包容群众参与，激发群众的创造力。有外电已注意到，“习近平上台执政，坚定地布置他的群众路线运动，力图让群众回到政治的主体中”。为群众服务，不能仅理解为以官员为主体，向群众提供施舍。互联网在中国，正在成为人民群众的创造实践。在分享型经济中，生产资料（如开发平台与开发工具）一旦零成本、零门槛分享给亿万劳动者，群众就会从消极的劳动力，转变为积极的劳动者，成为创新主体，就会实现王阳明说的，人人都可成为圣贤。以往的精英创新（如熊彼特式创新），就转化为大众创新（又称草根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为群众参与治理提供坚实的生产方式基础，使群众从被动接受满意服务，变为主动参与创造满意，出现毛泽东说的“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局面。
　　作为治理现代化全过程的群众满意工程能带来的最大满意，应该是群众自己参与创造，自己实现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