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王阳明悟道的龙场，对王阳明的“人人皆可成圣” 又有感触。 　　这里的人人，相当于在说群众。群众这个词，具有丰富的含义。在口语里，是指老百姓。老百姓这个社会概念，对应互联网分布式节点这个技术概念。例如，与人民（侧重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根本利益）的概念相比，群众概念更近于指涉局部利益、眼前利益、当下利益，是一个与生产力概念对应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概念。 　　探讨这个问题对互联网有特别的意义。因为群众对应的就是节点，不懂节点就不懂互联网，不懂群众也就不懂互联网。但现实是，在互联网治理中，脱离群众、脱离节点的苗头正在出现。针对这一背景，重温王阳明的“人人皆可成圣”，有助于我们端正价值观。 　　群众是不是只在战争中有慧根， 　　而到了建设中就没有慧根了呢？ 　　互联网治理中出现重集中、轻分散，重自上而下，轻自下而上的倾向不是偶然的。 　　在战争年代尊重群众、依靠群众是一种传统。那时候群众为什么重要，一目了然。例如，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但到了建设时代，尤其是互联网建设时代，随着官气，甚至官僚主义“四风”的弥漫，对群众创造精神和能动作用，往往不如革命或改革年代那么重视。例如，互联网20年发展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这是如此的显而易见，群众把互联网企业推上市，是官僚规划出的吗，是国家投资的吗，都不是。但在总结成绩的时候，官僚只总结自己的贡献，眼中有多少群众呢？ 　　是不是只有战争时代“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而建设时代该由官员创造历史呢？进而提出一个问题，群众是不是只在战争中有慧根，而到了建设中就没有慧根了呢？ 　　在涉及慧根的时候，群众这个词有一种特定含义，相当于民间所称臭皮匠，在英文中叫crowd，是众包（crowdsourcing）的主体。“人人皆可成圣”，可翻译成“遍地英雄下夕烟”。指群众在建设中也具有创造性的慧根和发挥能动性的潜力。在互联网中，有许多前沿实践可以佐证，如群智感知（crowd-sensing），自服务如crowdfunding，以及众包（crowdsourcing）。 　　在建设时代，处于互联网节点上的群众，之所以也是具有慧根的，是因为他们具有一种鲁棒性极好的“核心竞争力”，即多样性。这是它与处于系统中心的精英（“诸葛亮”们）不同之处。精英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群众的多样性。 　　依靠群众还是精英，不可走极端。在什么条件下应倚重群众，或者说臭皮匠；在什么条件下应倚重精英，或者说诸葛亮呢？哈佛大学佩奇通过试验给出的结论是，在简单系统（线性、逻辑……总之，人算算得清楚的系统）中，精英可以通过最优化取胜；在复杂系统（非线性、非逻辑……总之，人算算不清楚的系统）中，群众（crowd）会通过多样化取胜。三个臭皮匠的“三”，指代的就是解决方案多样化的那个“多”。 　　“人人皆可成圣”是有条件的，不是说臭皮匠在一切地方都可以战胜诸葛亮，是指在无法线性得出最优解的地方，多样化解决方案反而可以成为情境化的优（“圣”）。 　　现在互联网治理存在的突出危险，可能是在本该依靠群众的地方（如复杂系统进化），却脱离了群众，把治理方向搞反。当然，这不是一概否定自上而下中心化的精英治理模式，而是主张把握度，过犹不及，首先要有度的意识。如果做事没有度的意识，可能就会接受道的惩罚。 　　生物进化、互联网，这些都是复杂系统现象。生态多样性，是人与上帝竞争（即所谓生物进化）中，人能取胜的最后手段。如果脱离群众，最大问题会出在破坏互联网的生态多样性，从而在竞争中（任何范围）或许自我阉割自己的进化能力。相反，如果象王阳明那样，相信“人人皆可成圣”，可能意外地会变被动为主动。 　　群众是接受服务的消极对象， 　　还是提供服务的积极主体？ 　　按照知行合一的尺度衡量，走群众路线不光有自上而下为群众办实事这一面，还应该有自下而上让群众释放创造活力的一面。如果只有前一面，群众这个概念对应的人，可能太被动了；加上后一面，群众就成为一种积极的力量。所谓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就是指这个意义上的具有能动性的群众。 　　互联网时代信息化水平的治理现代化的特殊性，首先在于善于调动群众自服务，这是使为群众服务水平产生质的跃升的第一个关键。 　　如果把治理现代化本身当作群众满意工程，马上就会遇到一个现实的问题。比如说比较习惯工业化，比较不习惯信息化，只会做集中的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不会做分散的为群众服务的工作。这可能成为互联网工作能力现代化的短板。 　　从智慧政府的趋势中可以观察到新的做法。智慧政府要求“超越常规服务”。其中有些新意或许在于，在强调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强调“公民既是公共服务的使用者，又是创造者”。在云服务中，这通常通过集中的云端与分散的终端之间的配合，实现公共服务与自我服务的结合。这启发我们，可以把为人民服务，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群众自服务结合起来，找到一条在高科技（如云计算、大数据）条件下提高为群众服务能力，使办实事达到普惠水平的新途径。各地在电子政务中涌现出的将政府服务与社会服务整合（如市民卡工程）、甚至与商业服务整合（如重庆合川APP）的经验，使为群众办实事，从个别示范，变成普遍的服务成为可能。 　　提高互联网工作水平，其次可能在于明确群众的主体地位，在大格局下包容参与，激发群众的创造力。为群众服务，互联网在中国，正在成为人民群众的释放创造精神的伟大实践。 　　在分享型经济中，生产资料（如开发平台与开发工具）一旦零成本、零门槛分享给亿万劳动者，群众就会从消极的劳动力，转变为积极的劳动者，成为创新主体，就会实现王阳明说的，“人人皆可成圣”。以往的精英创新（如熊彼特式创新），就可能转化为大众创新（又称草根创新）。这样，或许为群众参与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生产方式基础，使群众从被动接受满意服务，变为主动参与创造满意，出现“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局面。 　　治理现代化全过程，或应成为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群众满意工程。应该是群众自己参与创造。不是象过渡时期那样强化代理，终致代理人腐败丛生，而是创造条件，象3D打印或APP开发那样，让群众直接参与，自我实现，成为自己的主人，自主掌握命运，营造一个无污染的生态和环境。 　　互联网工作，本质上就是群众工作。因为群众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个分散的节点。如何在互联网时代坚持群众路线，或成为应对互联网成败得失的关键。掌握专长于分散节点的信息生产力，掌握大规模定制（大生产+小生产）的先进生产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派生的互联网思维，就可能做好21世纪的群众工作，并会赢得新一代、更新一代以及更新更新一代的认同。在群众问题上，要的是真正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