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在天坛具服殿参加中国信息化百人会的一个研究会，讨论《中国信息经济研究》课题，重点研究信息经济的定义与规模。 　　在讨论中我意识到，界定信息经济是什么，量与质是联系在一起的。把质的内涵搞清楚了，量的外延范围就好把握了。量与质的问题需要分两个层次来把握。 　　首先，在现有的GDP范围统计信息经济，看量与质的问题。应先从投入产出生产函数寻求突破。解决同质-异质生产要素分离这一质变问题，但分别统计它们的量。 　　这个问题的由来是，索洛悖论认为在投入产出计量中，信息技术的投入看得到，产出却看不到。原因是生产函数中把工业技术与信息技术混为一谈，没有体现信息技术的质变所在。 　　7日上午在中国技术经济论坛主题发言中，我提出一个挑战，“生产函数悖论：技术方向是一样的吗？”意思是工业技术与信息技术方向相反，一个以同质为方向，一个以异质为方向，存在质的不同，二者是质变关系。 　　为了显现信息技术投入带来的质变，我提出一个新的思路，“在生产函数中设置Variety显影液”.Variety代表的是异质性的差异化。具体来说，提出“两要素技术生产函数：对索洛的修正”.意思是在生产函数中区分同质投入与异质投入两类要素，以替代索洛生产函数同质异质不分的做法。 　　英雄所见略同。到了晚上，我惊讶地发现，中国信息化百人会的研究方案，也在相同方向实现了同样的突破，在增长核算帐户模型中，将生产函数中的生产要素，区分为ICT资本和非ICT资本两类。并且已经计算出了结果。 　　这个方向的理论突破，意味着中国对信息经济的认识，正从量变，发展到质变。已认识到信息生产力与工业生产力之间，存在着质的不同，而不只是GDP量的不同。这反过来推动GDP的量的统计的发展，从看不出工业经济与信息经济的内在比重结构关系，到算清二者之间量的比重。虽然方法完善还有一大段路要走，但中国在这一点上已领先了美国一大截，因为美国经济学家还没有从根上采用这种质变测算方法。 　　其次，跳出GDP的范围统计信息经济，看量与质的问题。要形成新的财富流量概念。 　　再往前推进一步，还有更深层次的量与质的问题。我提出一个设想，在信息经济问题上，区分“生产什么”和“以什么方式生产”.为此要在GDP上附加一个表现质变的系数。 　　波拉特以来，过去统计信息经济，主要统计的是“生产什么”.从这个角度看，生产的是信息，信息经济自然就是信息业，包括第一信息部门和第二信息部门。但这呈现的只是信息经济的量变。比如，用工业化的方式（产业化的方式）搞信息产业，也算入信息经济。而北美产业分类体系并不把信息设备制造业算入信息业，而把它算入工业经济。“以什么方式生产”强调的就是质变这个角度。从这个角度看去，一二三产，都可以是信息经济，其标志是以信息经济的生产方式（服务化的方式）生产。质变是指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 　　从质变观点看，信息经济实现上是服务化的故事。我把美国人和吴敬琏关于“服务业的故事”的说法，修改为服务化的故事，因为一二三产都有服务化问题。服务化的本质特征是差异化（Variety）。我认为，信息经济不仅要算服务业，也要算服务化。 　　服务化表现的是质变，它的算法有重大不同。现有GDP统计的前提是同质化，不显现质变。一个解决方案是，借助凯恩斯当年思路，把原口径GDP当存量，将服务化表现为一种质量水平系数，乘上GDP形成新的国民收入流量。我将在下一本谈新常态的书《3%》中，与高邦仁集中讨论这种新方法。深入认识信息经济质变，需要定义新常态。 　　信息经济从量变到质变，最终实现的将是信息经济全面发展，就象当年货币经济从局部发展到全局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