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国人在屏住呼吸，期待一个跟中国命运无关的时刻到来，在那一刻足球世界杯冠军将准点产生；然而，另一个跟中国命运有关的时刻，在无人关注情况下同时到来：以工农业GDP份额首次跌下50%为标志，中国越过工业化高峰，迈入了信息经济的新时代。中国开始加速冲向经济领域的大力神杯。 　　国家统计局7月3日公布数据显示，我国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继去年首次超过了制造业，达到46.1%，2014年1-5月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突然进一步大幅提升，达到49%，占据半壁江山在即。这是可能永久改变中国人生活的事件。耐人寻味的是与之相关的另一组数字，一是近年来GDP增长速度一直在下降（2013年我国GDP增速7.7%，2014年一季度 GDP同比增长7.4%）；二是同时的就业数字逐年上升（“去年我们原来计划是新增就业900万，结果完成了1300万。今年一季度的就业情况比去年还稍好一点，最重要的就是服务业加快了发展。”）。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中国的经济学家没有实实在在告诉我们这些事实背后的一个真相：第一，世界各国服务业比重上升的过程，同时就是GDP增速下降的过程，因此中国伴随服务业比重上升而出现GDP增速下降，是一件正常的事，是一件好事；第二，与他们整天给我们灌输的GDP增速下降必伴随失业上升的逻辑相反，现实是GDP增速下降反而导致就业上升。直接说开了吧，一些经济学家心存GDP情结，念念不忘的还是工业化的逻辑。 　　而由这两点实践构成的悖论，就是“服务化生产率之谜”。据鲍莫尔研究，服务业占GDP比重上升，但导致GDP增速下降，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服务相对价格上升较快，使服务业占比上升；另一方面，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速度低于制造业的增长速度，所以又导致GDP增速下降。这就是著名的“成本病”理论。 　　更基础的原因在于差异化的经济性。服务业以及服务化（包括制造业服务化、农业服务化和第三产业的体验化）的本质是提供差异化价值，差异化（由于个性化）从需求方面，起到拉高价格作用，使服务变得经济；而差异化（由于非标准化）从供给方面，又起到拉升成本作用，使服务变得不经济。 　　但信息化的发展，实际上正显著改变“成本病”的技术经济条件。鲍莫尔的合作者潘泽提出的范围经济理论，就从成本方面，论证了从差异化不经济，变为差异化经济的条件（如针对多产品均摊固定成本）。信息经济的实践进一步发展了范围经济理论，证明，利用资产可复制特性，对产权进行归属与利用两权分离的双层经营，分别以平台层免费，应用层收费，中间以API相联接的方式经营，通过分摊平台固定成本（FC），在报酬递增区间，就可以有效实现“越差异化，边际成本越低”的创新。 　　信息化的特殊本质就在于低成本差异化（越差异化边际成本越低），因此正如黄少军早在2000年就指出的：“现代社会服务化的本质实际上是‘信息化’”。这样一来，我们忽然从产业层面明白一件事：信息化=服务化。它们描述的是同一个对象。只不过前者更侧重从人与自然关系（技术）上立论，后者更侧重从人与人关系（商业）上立论。我们明白的第二件事是：服务化相反于产业化。产业化是工业化的产业方法，服务化是信息化的产业方法。例如，农业产业化指的是用工业化方式从事农业。二者区别在于，产业化追求的是效率，途径是规模经济化（即所谓社会化大生产）；服务化追求的是效能，途径是范围经济化（包括基于数字化平台和生态条件的个性化、定制等）。 　　最近，国务院首次将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定位为调结构、稳增长的重大措施。 　　说明在从经济运行的整体逻辑上来定位服务业，推动产业向微笑曲线上游提升。希望将信息化也纳入同样的整体逻辑，从“服务化的本质实际上是‘信息化’”高度进一步认识问题，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