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英国《金融时报》针对阿里巴巴可能弃香港而就纽约上市，发表保罗·J·戴维斯和阿尔什·马苏迪的评论《港失阿里，焉知非福？》。在我看来道理说反了，港失阿里，焉知是福？ 　　据媒体披露，导致阿里巴巴可能最终放弃在香港上市的原因是，“阿里巴巴希望从上市规则得到的豁免待遇，超出了香港交易所能够灵活掌握的范围”。具体来说，事由是，“阿里巴巴希望安排一种特别的结构，使其顶尖高管团队——称为‘合伙人制’——能够提名多数董事会董事。”合伙人制是为了保护创新，保持创新者“我们是谁”这一基因。但香港资本市场无法做出相应的制度创新。《港失阿里，焉知非福？》的意思大致是说，虽然香港因此失去阿里巴巴是一个损失，但由于坚持“不愿意为任何人放松自己的标准”，维护了“市场完整性”，因此“焉知非福”。 　　确实，如果预设香港资本市场支持创新水准不能整体提高这一点是对的，这么说也是很有道理的。但问题在于，阿里巴巴不在香港上市，还可以到纽约上市。这就意味着，在香港行不通的制度，到了美国就行得通。从另一方面说，这岂不意味着在吸引象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上，香港的制度不如美国的制度更有竞争力？如果是这样的话，焉知这件事是福呢？ 　　简单地说，我们可以把香港与美国资本市场在支持互联网企业IPO上的主要差异，归结为对“企业家精神”的支持和保护程度不同。对企业家的创意和干劲，美国比香港保护力度更大。这意味着在这件事上，第一，香港在保护创新方面的制度优势不如美国；第二，香港在承受风险方面的制度优势不如美国。 　　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生产力拔腿就跑，跑得比兔子还快。 　　生产力会长上腿，从一个城市跑到另一个城市这件事，是德国的李斯特最先发现的。哪个城市对生产力好，生产力就往哪跑。中国电子商务的生产力中心，从最初的北京（8848），跑到后来的杭州，为上市又向香港跑，现在又跑向了美国。不幸在印证这条规律。 　　说起对互联网企业的吸引力来，大陆的沪深两市，还不如香港。在30家左右的上市公司中，绝大多数在美国上市；香港只有两家；沪深两市连香港都不如，一家都不剩，“干净、全部、彻底地”把互联网企业“消灭”干净了。我们从小看打仗的小儿书时，就知道，“干净、全部、彻底地消灭干净”是特指敌人的。我们哪来这么大的劲头——如果不是有什么刻骨仇恨的话——要这样对待我们的先进生产力。 　　不只阿里巴巴一家要到美国上市，中国几乎所有的互联网上市企业都是这样。那就一定是哪里出问题了。国人这两天对几个年青人闯祸赔了15万人民币的某个小案子，象打了鸡血般亢奋；可阿里巴巴上市涉及的是1000亿左右美元，人们反而麻木不仁。代表中国未来国际竞争力的互联网精华流失掉，这绝不是福，一定是祸，而且是不小的祸。难道不需要引起关注吗？ 　　记得十五年前，就有人告诉我，互联网企业找风险投资要分人，十年后才赢利的，找美国人投；三四年后赢利的，找香港人投；如果找内地人投，一两年不赢利他就会跟你急。这说明我国在创新投入上，存在制度缺陷。只会对确定性投资，因为制度保障确定性投资；但难以对不确定性投资，因为制度包括产业、资本市场发展对风险投资的支持不足。 　　“港失阿里，焉知非福”这是一种不求进取的说法。求进取，就要反思，为什么香港资本市场（举一反三，包括大陆资本市场）不能在市场完整性水平上，进行整体的制度创新，达到足以同纽约竞争所要求的风险保护水平、创新激励水平，从而收住阿里“适彼乐土”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