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天的一个理论研讨会上，一位学者型领导说了一番话，令我印象深刻。他讲（大意），由于信息化发展，斯密、凯恩斯描述的理论的基本假定都在动摇。 　　我脑子里第一反应，跟斯密、凯恩斯理论的基本假定相反的一个大家，就是熊彼特。熊彼特可以不可以作为未来信息化理论的一个来源呢？ 　　谈这样抽象的理论问题，其实有非常具体的现实的原因。我们身边的信息化红红火火：手机人手不只一部，互联网无人不晓，电子商务赚钱也哗哗的……但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多年来搞信息化的人，一直比搞工业化的人多一项工作，就是总需要证明自己的存在。荒谬在于，这种证明还总是徒劳的。 　　这就好象伽里略拿着望远镜徒劳地求宗教权威看一看天体，好让他们知道那不是神明，只是一个普通球体一样。信息化的存在是如此的明显，就象天体挂在星空一样，但对于出生于传统社会的人来说，理解无形的东西存在，似乎具有天然的障碍。 　　原因看来有些相似，就像教徒信仰圣经一样，持旧观念的人心中都有一套由斯密、凯恩斯写的圣经。这些圣经使他们即使看到与基本假定相反的信息化事实，也会视而不见。 　　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像证明天体存在那样，简单列举信息化现象，而是要打破背后的圣经。熊彼特就是一个打破斯密、凯恩斯圣经的人。他自己虽然也存在问题，但今天为了打鬼，需要这个钟馗。 　　今天，工业化的某些教条，正在阻碍中国的进步。首先一个就是斯密教条。30年来的GDP增长，是斯密式增长。特点是物质投入至上，只讲资本与劳动投入作用。它强化的是同质化、低附加值的“中国制造”。熊彼特式增长则把创新，当作经济发展的动力。这种创新强化的是异质性、高附加值的“中国创造”。信息技术创新就是典型的毁灭式创新，互联网是人的创新精神的产物。创新理论带来“发展”这一新视野，具体是指“作为质变或结构变迁的发展”，例如生活质量提高，结构转型升级以及需求的质的提高（如信息消费）等，也包括乌家培教授昨天说的“分工总量增加”这样一种结构变化。这些都与信息化的深层机理有关。 　　第二个是凯恩斯教条。凯恩斯教条在与斯密教条同样强调物质投入之外，还附加了政府干预。中国经济增长的30年，是政府主导，投资驱动的30年。熊彼特理论作为凯恩斯理论的解药，倒不在于反对政府作用，而在于熊彼特认为在增长、就业与货币问题上，凯恩斯过于看重物的投入，而忽略了人的投入。今天，信息化可以从熊彼特理论中吸取一些前提假设级的营养，一是增长问题上，强调技术创新驱动的分享型经济的作用；二是就业问题上，强调面向创新的人力资本与人的素质（包括信息素质）的提高；三是货币问题上，强调信息主导的创新支持机制（例如风险投资等）。要做到这些，人们会发现，离开信息化是不可能的。 　　时代正在发生变化，我们的观念，以及决定观念的范式，也都需要跟着变化。信息化固然是无形的，例如，比特是无形的，知识是无形的，智慧也是无形的；但是，它在逻辑上并不是一个隐身人。只要我们改变导致信息隐形的那些前提假设，信息就会向我们自然地呈现。例如，我们只要在同质化的GDP之外，附加一个异质性的指标（信息是异质的、数据是异构的、创新是异质的、生活质量是异质的、幸福是异质的……），熊彼特所说的一切，信息化的一切，都会像满天群星，从斯密、凯恩斯的云山雾罩中，得以辉煌呈现。 　　我们可以创造世界，也可以证明我们创造了世界。